长城又叫“边墙”，长城的修筑原本是为了军事防御，但长城两边的故事却明明告诉我们，长城以北的匈奴民族往往越过长城主动与中原王朝和好，而汉王朝也将河套平原生产的粮食运送到长城外戈壁，与匈奴人民共享河套农田水利开发的物质成果。呼韩邪单于与王昭君和亲的历史佳话，一直以来也是民族团结友好相处的象征。

朔方设郡地肥饶

　　经过70多年的休养生息，汉王朝生产逐渐恢复，国力逐步增强，到汉武帝时开始发动以扩张地盘、消除边患为目的的战争。包括今河套地区在内的西北边疆，成为战争的要冲。汉军经过河南之战、河西之战、漠北之战三大战役，将匈奴击溃，为在河套地区开始更大规模的农业开发和兴修水利事业创造了条件。

　　汉武帝元朔二年，即公元前127年，大将卫青收复河南地后，在河南地五原郡以西地区增设朔方郡，将今巴彦淖尔市阴山以南和鄂尔多斯地区纳入治所，派人修筑城池，驻兵其中。在这种情形之下，用于驻防边疆的费用大幅度增加，“兴十余万人筑卫朔方，费数十百巨万”。据此，朝臣主父偃提出增设朔方郡并扩大边地屯田的建议。其理由：一是朔方地肥饶，可以开垦；二是节省转运费用；三是因河设防，“为广中国攘外之本”。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力排众议，采纳了主父偃的建议，从内地征调军民入套。这些军民一面负责边防，一面开垦土地种植粮食以解决粮食自给问题。至此，曾辅佐汉文帝、汉景帝被称为“智囊”的一代名臣晁错提出的“屯垦实边”之策，得以大规模实施，河套地区“生谷之地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的状况从此大为改观。

　　西汉元朔五年，西汉王朝“徙关东贫民”至“河南新秦中以实之”。此“河南”即黄河“北河”以南，“新秦中”相对“秦中”而言，就是现在的河套。元狩三年，又因山东遭受水灾徙七十万口至关西、朔方、新秦中。经过上述几次移民，从内地迁到河套的军民大幅度增加，河套一带垦殖事业渐渐兴盛起来。

　　西汉元狩二年以后，汉王朝在河西之地建立了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将版图和农业开发区进一步扩大。河西的农业开发和河南地农业区连成一片，构成一条汉王朝西北边防的农业生产线。在匈奴远遁的情况下，漠南之地为汉所有。为保障边疆地区长治久安，汉王朝在秦长城基础上，修建和加固了阴山一线长城，又在阴山以北百里外的戈壁滩修筑长城，以为边墙。这样就为河西河南的农垦水利事业进一步发展创造了安定的环境。汉王朝又于元鼎六年，在上郡、朔方、西河、河西等地“开田舍，斥戍卒六十万人，戍田之”。天汉元年，又遣发犯人在五原一带屯田。随着屯田规模的不断扩大，军民聚集越来越多，汉王朝又在汉内长城以北更远地方加修了外线长城，常年派兵驻守，也扩大了屯田范围。这样阴山及阴山以北的三道防线叠加，使得北部边防更加巩固，确保了北假以及河套地区的农牧业生产不受战争硝烟的干扰。

　　汉武帝所设朔方郡，领县十，除修都、呼遒二县无考外，其余八县均在河套之内，分别是三封、临戎、沃野、窳浑、临河、广牧、朔方、渠搜。其中临戎县是最初的朔方郡府所在地，三封县是迁徙后的郡府所在地，两县都在今巴彦淖尔市磴口县境内。而朔方县则在马阴山（今乌拉山西山咀）东黄河以南。此时所置临河县是今临河区设县之始，按《水经注》所记，“河水东经高阙南又东经临河县故城北”，恰好就是现在的临河区所在地，存续176年后，于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因发生“卢芳之乱”而废止，而在民国年间再次恢复建置。

单于留居光禄塞

　　坐落在乌拉特前旗小佘太境内的古城光禄塞城，是西汉时期边将徐自为督造，因此人时任汉王朝光禄勋，故将所筑城堡命名为“光禄塞”，而光禄塞城是修筑光禄塞列城及相关城墙的中心营地。徐自为因长期在北部边疆为将，武帝元狩年间（公元前122年—公元前117年），曾以校尉之职随从骠骑将军霍去病长途奔袭匈奴，因战功赐爵大庶长，之后便被委派到阴山一线戍守边疆。他对阴山河套一带地理形势了如指掌，经他筹划所建城堡都是地处险要，“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余里，筑城障列亭至庐胸御匈奴”。而光禄塞城这个地方，早在战国时期就是赵武灵王修筑赵长城时的大本营。公元前226年，公子扶苏、大将蒙恬在北假地区一边修筑长城，一边屯田，戍守边防，也将这里作为坐镇指挥的管理中枢。汉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为接应漠北匈奴奴隶主贵族的归附，汉武帝令将军公孙敖在此修筑受降城。汉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汉王朝令光禄勋徐自为修筑边城，徐自为很看重这里的军事要冲位置和以往的基础，他在受降城的旧址上扩大建筑规模，按照当时匈汉作战的特点与需要，建成规模宏大扼守阴山隘口的光禄塞城。

　　汉宣帝甘露二年，“呼韩邪单于款五原塞”，而于“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宫”。汉朝对呼韩邪单于的归附表示真诚欢迎，“宠际殊礼，位在诸侯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赏赐单于车马刀枪金银绸缎等贵重物品数以万计。呼韩邪单于感恩戴德，自请愿留居光禄塞下，保卫汉受降城一线边疆。

　　汉朝则派长乐尉高昌侯董忠、车骑都尉韩昌率领骑兵一万余众，护送单于出朔方鸡鹿塞，“助诛不服”，又“转边谷米糒，前后三万四千斛，给赡其食”。汉元帝竟宁元年春，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汉元帝将此事交给大臣们讨论，多数人认为这样很好。唯有郎中侯应认为有问题，提议不可答应呼韩邪“罢边备塞吏卒”的请求。侯应对汉元帝说：“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蛮之长策也！”并一口气讲了十条“不可”的理由。汉元帝听了侯应的建议，踌躇再三，最终采取了折中的办法，朝廷一方面继续加强边防的戍守，人力物力不减，另一方面也答应呼韩邪单于的请求，让他留居光禄塞城，作为汉王朝的屏障。在此期间，呼韩邪单于上书朝廷告急，朝廷又从云中、五原两郡调拨米粮二万斛给他，作为救灾的补给。呼韩邪单于在汉朝扶持下，建立了稳固的统治，终于回到漠北的单于庭。与他对立的匈奴郅支单于则率部众退至中亚康居。公元前36年，为了清除匈奴在西域的影响，甘延寿、陈汤远征康居的匈奴，击杀郅支单于。

　　据载，王昭君曾在光禄塞城居住8年。相传王昭君与呼韩邪单于留居光禄塞城时，光禄塞一带风调雨顺，牧草丰饶，牛羊肥壮，人民安宁。这一时期，在呼韩邪单于和汉王朝的共同努力下，河套地区社会安定，人口增加，生产得到恢复，出现了历史上难得的和平安定局面。“北边自宣帝以来，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公元前25年，昭君出塞，到达大漠草原的大汗廷（乌兰巴托附近），关于王昭君与呼韩邪单于的故事一直流传至今。呼韩邪死后，其后裔遵从他的遗嘱，与汉朝保持友好关系。昭君出塞密切了汉匈关系，使汉匈和好安定达六七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