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家河贯通之后，杨家一方面掌握杨家河的管理权，另一方面在杨家河两岸购置土地。1927年至1938年，杨家既控制杨家河灌区的水权，又控制杨家河灌区的地权，成为这一地区的实际控制者。

　　1928年，杨家投资白银6.4万余两，开挖东边支渠及其配套子渠11道。

　　1930年，杨家河干渠已有配套支渠67道、子渠355道。其中，杨氏投资开挖大支渠10道、子渠295道，并在干渠上修建车马大桥5座，桥下可通小木船。今头道桥、二道桥、三道桥皆以桥的序数命名。

　　1931年，绥远省府拟将杨家河收归国有，但是在原修渠费未抵清前，杨家自修渠道准其自行管理。杨家河当年灌溉面积已达18万亩，是1927年竣工时的6倍。

　　1932年，杨春林在身心交瘁下病故，渠务由其三弟杨文林、四弟杨铎林继续经营。

　　在开辟杨家河灌区过程中，杨家共有杨米仓、杨满仓、杨茂林与杨春林四人为河套水利事业献出了生命。

　　杨氏家族父子相传、前仆后继开挖杨家河工程，对地方、对社会、对后世有深远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杨家河这个浩大的水利工程，是杨家三代人与当地农民共同开挖的，是河套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

　　杨家河的变迁

　　河套的渠道从清朝末期至民国经历了从私有到官有的过程。1903年至1906年，大臣贻谷奉旨督办蒙旗垦务，将河套各大干渠尽行收归官有，这是河套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干渠改制。此次改制，并不是所有的渠道都收归了官有，河套仍然有一些干渠保留私有性质。而且在贻谷将河套主要干渠收归官有之后，河套的地商与农户又陆续开挖了一些干渠及支渠，其属性为私有，杨家河便是其中之一。鉴于杨家河灌溉土地多，所灌之地又为河套精华所在，对河套的农业影响重大，此后政府一直有将其收归官有的计划。

　　杨家河收归官有经过了一个较长的过程。1931年，河套只剩下杨家河为私有，鉴于其他干渠都收归官有，于是政府准备将其收为官有。掌门人杨春林把杨家河开挖经过及杨家为开渠负债累累的情况，上报给绥远省建设厅，呈请省厅缓收渠权，以此为抵偿债务之缓冲。省厅长官冯曦批示，杨家开挖杨家河花费了巨额白银，如果立即收为官有，与自己提倡人民自主修渠的本意相违背。出于对杨家的同情，冯曦准许杨家河暂时由杨家自己经管。1939年，傅作义的抗日大军进入河套，为了保证粮食的供应，必须统一水利规划和农业布局，杨家河于当年被收回官有，从此由杨家私有变为官有。这就是杨家河改制的经过。

　　米仓县于1942年设立，1953年撤销，在河套存在了约11年时间。米仓县是傅作义推行新县制的产物。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为了适应抗战需要，傅作义在河套推行新县制。为了纪念杨家开挖杨家河的历史贡献，绥远省政府决定用杨氏人名为新县命名，经过杨氏族人与政府协商，新县冠名为米仓县。米仓县政府设在三道桥，其地理位置南起原磴口县和杭锦旗的北界，北抵阴山脚下的魏柜湾和西补隆一带，东毗原临河县的太成乡和太乐乡西界，西至王爷地即乌兰布和沙漠东端。全县面积约2000平方千米，人口约7.6万人。

　　杨家河收归官有之后，民国政府主持了黄杨接口工程，合理调配了杨家河和黄济渠的进水量，更好地发挥了两条干渠的灌溉作用。黄杨闸于民国时期开始筹划和施工，但是因资金短缺而被迫停工，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才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建成。

　　1949年冬天，绥远省人民政府决定把新中国成立前被迫停工的黄杨闸列为报批的续建项目。以王文景为首的技术人员，于当年12月重新编制续建黄杨闸施工方案，名为《绥远省后套灌溉四首制进水闸第一期工程计划书》，包括第一总干渠黄杨闸全部工程及第四总干渠引水工程。黄杨闸工程是连接黄济渠、杨家河、乌拉河三大引水口的进水闸分水枢纽，计划引水量140米3/秒，灌地280万亩（1亩约为666.7平方米），并建有渠首进水闸。1950年2月，绥远省以省人民政府名义上报中央政府水利部批准。4月，黄杨闸工程处赴现场筹备施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