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我兼任《临河晚报》驻乌拉特中旗记者站记者时，曾经在海流图采访过两名“国家的孩子”苏和巴特尔和花拉。

　　没想到19年后，在一位朋友的引荐下，我又认识了一位“国家的孩子”，还通过他回访了我曾经采访过的苏和巴特尔和花拉。

　　这位新朋友就是张健，其实这个名字，我并不陌生。

　　2022年12月14日，女儿和她的同事以乌拉特中旗融媒体中心记者的身份采访过他，并以《乌拉特中旗成立“国家的孩子”工作站》为题作了报道，从中得知他筹资将自家南房进行改造，建成“国家的孩子”展室，并担任“国家的孩子”五老工作站站长。

　　今年2月24日，当我读完旗作家协会副主席陈跃国发表的《“国家的孩子”工作站概述》后 ，有了拜访张健的想法。

　　没见面以前，总觉得张健是一位身材魁梧、器宇不凡的汉子，没想到他和我一样，一米六左右的个子，岁月在他的脸上留下了一道道深深的烙印。

　　“走，咱们去工作站聊吧。”张健一见到我，很热情地邀请我到他的工作站。

　　“等一会儿你可以回访一下你曾经采访过的两位‘国家的孩子’。花拉就在我家当护工，苏和巴特尔很快也会过来。”张健热情地说。

　　张健所说的工作站，就是他改造的自家南房。我看见工作站的门上挂着一块牌匾，上面写有“‘国家的孩子’五老工作站”，牌匾的落款是“中共乌拉特中旗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时间是“二〇二二年十一月”。

　　进入工作站，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北墙上特别亮眼的一块块展板，展板上全是生活在乌拉特中旗的“国家的孩子”的相关介绍。左边墙上贴有“国家的孩子”的活动照片。右边墙上有3块展板特别显眼，一块上面写有“向都贵玛额吉学习”，一块上面写有“民族团结一家亲 同心共筑中国梦”，另一块上面写着“让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看来，张健在工作站的布置上确实用了心。

　　“如果当年没有国家对我们的关怀，没有草原人民对我们的养育，就没有我们的今天。”张健指着墙上一个个上海孤儿，深情地说。

　　张健出生于1959年6月12日，1960年夏天，他被支边干部张凤歧、胡彩萍夫妇领养。“在我们这些‘国家的孩子’中，我算是比较幸运的一个。”张健说，“我的养父养母都有工作单位。爸爸妈妈一直对我特别疼爱，小时候我的衣兜里总有好多糖果和零食。”

　　“我现在成立了一个志愿寻亲组织，联络全旗‘国家的孩子’寻找亲人。我想在有生之年为‘国家的孩子’办点实事，让他们记住父母的养育之恩，记住养育我们的淳朴善良的内蒙古人民，记住党的恩情！”张健说这话时很激动，“从2022年开始，我就联络全旗的‘国家的孩子’到公安局做DNA鉴定，想通过全国大数据比对，让我们这些‘国家的孩子’尽快联系到自己的亲人。”

　　张健说：“我寻亲只是想知道自己的身世。如果寻到的亲人比我过得好，咱也不图什么；如果过得不好，咱可以力所能及地帮一把；如果发展得相当不错的，咱也可以做个招商引资的桥梁，为家乡经济发展作点贡献。”

　　谈话间，张健接到了一个外地打来的电话。听得出，对方在询问有关他的信息。“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刚才是江苏盐城的公安人员给我打来的电话。通过DNA大数据比对，我和盐城的几个人比对上了。”张健高兴地说。

　　“这些年你非常热心公益事业，我想知道你是怎么帮助他们的？”我问张健。

　　“给你讲一个故事吧。上个月，苏和巴特尔说，他长这么大没有穿过蒙古袍。听了他的话，我立刻带他去买了一身。”张健说，“后来我协调残联给他办理了残疾证，还帮他老伴儿领取了助行器。”

　　“花拉，你们早就认识了吗？”我问。

　　“以前也不认识。今年我的老母亲85岁了，需要一个护工。我就想到了她。”张健说。

　　苏和巴特尔是我2004年采访过的一名上海孤儿。当年4月9日，我在《临河晚报》以《我的惟一愿望就是能见到上海的亲人》为题，发表了一篇关于他的报道。没想到，如今已经60多岁的苏和巴特尔当天还刻意打扮了一下，他戴着礼帽，优雅地坐在沙发上，很轻松地接受着我的回访。

　　“我一眼就认出你是孙记者了。”没想到花拉一见到我，就认出我了。

　　2004年5月21日，我采访报道了花拉的故事，但是我采访她的时候，我把她的名字写成了花儿。“你看看，这是我的身份证，我叫花拉。”花拉边说边给我掏出了她的身份证。“20年前你采访我时，是我最困难的时候。”花拉说，“如今政府挺照顾我们的，我和老伴生活都有保障。”

　　“孙老师，你也是外地人，我们在内蒙古能有今天不容易，也非常幸运，我觉得我们应该力所能及地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人。”访问结束时，张健一边送我，一边紧紧地拉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对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