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云天，黄叶地，西风紧，北雁南飞。又是一季寒风起，又是一年记者节！不记得经历过多少个记者节了，只记得我从一个对新闻工作懵懵懂懂的门外汉，到退休时的老记者，再到现在报社退休老革命群里的一员，跌跌撞撞几十年过去了。再回首，才发现流水带走的不只是往事，还有那么多远去的身影……
老邸
老邸大名邸兰凤，山西原平人。我来报社没几天就被派去采访盟委会议，可我连盟委在哪里也不知道。见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老邸就自告奋勇送我去。我用编辑部唯一的交通工具——一辆“二八”自行车带着老邸出报社向西奔去。走了大概二三百米，老邸突然大声喊：快停下，快停下，到了。我一紧张连人带车摔倒在地上，等我爬起来时，老邸已经站在旁边拍打干净衣服上的土了。她指着几米外的大门说，那就是盟委，会议室在三楼最东边，咱们赶快去吧。在盟委楼前放好自行车，把我送进会议室老邸就回去了。
再见老邸已经过了好几天，我问她那天摔得疼不疼，老邸淡淡地说：当时腰疼得厉害，现在好多了。我不好意思地说，还以为你没事儿呢，那么快就立铮铮站那儿了。老邸笑了：摔倒的地方离盟委那么近，出出进进的人那么多，我怕让人看见笑话咱们。回了家腰疼得就不能动了，休息了几天，今天才上班。我惭愧得无地自容：要知道那会儿我和老邸见面不过三五次，说话没有十多句啊！她竟然在摔得那么重的情况下，忍受着痛苦还装作若无其事，把我送到三楼会议室！
此后，我俩在要闻部一待就是十来年，亦师亦友。老邸对工作一丝不苟的认真劲儿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那时候，记者出去采访全凭耳听眼看手记，即使参加盟里的重要会议也很少能拿到文字材料。老邸不会骑自行车，在临河采访她都是步行，但从没迟到过。她还一直坚持记录采访日期、稿件标题及字数、交稿时间、见报时间、见报稿字数及改动的地方，编辑通讯员来稿也是如此。她说这样做是为了准确掌握自己的工作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生活中，老邸把精打细算做到了极致。她和先生老邢两个人的工资供养全家五口人，小日子过得活色生香。在报社家属院，她家是最早购买电视机、洗衣机等家电的。她家院里有一棵苹果梨树，到了秋天，苹果梨成熟，她把大的用纸包起来放在菜窖里储存，过年时吃，小一点的冬天冻了吃冻梨，最小的则蒸着吃。我曾经多次吃过老邸那冻得黑黢黢像生铁一样硬的冻梨和核桃大小软糯香甜的蒸梨。
老邸给我讲过一件事，我现在想起来都控制不住笑：老邸调来报社两年后的冬天，曾在山西工作时的两个同事外调，顺路来看她。她把同事领回家，擦洗干净取暖火炉的盖子，在上面烤了些土豆片，倒了两碗白开水，就招待了远道而来的同事。当时，没等老邸说完，我就捧腹大笑起来，直到笑出了眼泪。老邸也笑了，说那时候年轻，不懂得怎么招待客人。我笑说：也是你勤俭持家的习惯吧。
1983年春天我胃病犯了，疼得几天吃不下饭。老邸白天陪我去医院，晚上陪我住在宿舍。那天早上，老邸给我端来一茶缸小米菠菜稀饭，我一口气喝下去，顿时感觉舒服多了。现在想起来小米粥那浓浓的甜香、菠菜叶那绿绿的颜色，还是那么诱人，那么温馨。
老邸退休后，见面的机会少了，但每次遇见我俩都有说不完的话，说老人，说孩子，说过去，说现在，直到依依不舍挥手再见。
突然听说老邸去世了，路遇老邢，我的眼泪夺眶而出：老邸病了不告诉我，去世了怎么也得让我去送她最后一程啊。老邢说这是老邸的主意，确诊胰腺癌后她就决定不住院不治疗，去世不通知亲友。
这就是老邸，巴彦淖尔报社的一个老报人！
曹老师
曹老师大名曹汉杰，是分管汉文报的副总编，同事们都尊称他曹老师。曹老师高高瘦瘦，文字功底深厚，性格温文儒雅，说话慢声细语，字写得遒劲洒脱飘逸。
我刚来时报社还是平房，要闻部办公室旁边就是曹老师的办公室。我第一次采访盟委会议，仿照《人民日报》报道会议的形式写了一千多字的消息和九百多字的评论。交稿后不大一会儿，曹老师叫我。过去一看，桌子上，我写的消息被曹老师改得全文只有几百字了。出师不利，我尴尬极了，局促不安地等着曹老师批评。曹老师圪蹴在椅子上，斟酌了一会儿说：第一次嘛，写得不错。像这种一般性会议消息，把内容写清楚就行了，不需要加评论。按照曹老师的要求重新抄写好稿子，我心里豁然开朗，也顿觉信心百倍：有曹老师这样手把手教我，记者这条路我走定了。
之后，曹老师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勇于担当的负责精神，一直激励着我行走在发现新闻、记录新闻、传播新闻这条没有尽头的路上。
那时候《巴彦淖尔报》还是四开小报，每周出三期。比较重要的内容曹老师都提前审核记者写的稿件，还要在付印前认真看大样，确保报纸质量。我经常出去采访，曹老师就经常叫我过去核对稿件人名、地名、数字和重要内容。每次我过去，曹老师都是圪蹴在椅子上，指着稿件上他勾画出来的地方，认真地一一询问。一次，又见曹老师圪蹴在椅子上，我不由好奇地问：曹老师，你怎么不坐在椅子上，而是老圪蹴着？曹老师笑笑：习惯了。后来，老邸告诉我：曹老师人瘦，椅子太硬，坐久了硌得不行，就直接圪蹴在椅子上。时间长了，那把木头椅子硬生生被他圪蹴出两个脚掌印。
一次，我采访盟委召开的大型会议，稿件见报后，盟委办公室的领导给曹老师打电话，批评稿件里盟委领导的讲话用得少了，而且放在了四版。曹老师先承担了所有责任，然后解释了盟委领导讲话放在四版是当天还有重要新闻，所以把盟委会议消息安排在一版头条转四版；领导讲话提要在会议消息里已经提到，再多发领导讲话就重复了。而且，按照惯例，会议消息里领导讲话都是放在文章最后，转版时就顺理成章地放在了四版。听曹老师讲得有理有据，对方也就接受了。从那之后，我对曹老师更加敬重了，也更加认真严谨地对待每一次采访报道。
那年春天，有天晚上接到曹新月大姐的电话，说曹老师第二天出殡。我半天没反应过来，没听说曹老师病呀！第二天早上，我赶到殡仪馆送曹老师最后一程。挽联飘飘，哀乐声声，我似乎看到了温润如玉的曹老师，听到了他循循善诱的教诲……
董老师
董老师大名董占刚，包头市土默特右旗美岱召人，毕业于内蒙古大学中文系，是我的同门学长。我来报社时他是汉编政文部主任，曹老师退休后他接任分管汉编部的副总编，之后任报社总编辑直至退休。
董老师文化造诣深厚，熟悉报纸业务，无论是对稿件还是版面常有画龙点睛之举。1993年冬天，盟委宣传部领导给了我题目《走出河套天地宽》，让我写一篇宣传巴彦淖尔盟如何面对改革开放的文章。接受任务后，我列出了采写大纲：一、巴彦淖尔盟为什么要走出去；二、怎么走出去；三、走出去怎么干。文章写好后，董老师写了评论员文章《要学会宣传自己》。报纸出版后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盟委宣传部专门召开研讨会，给予《走出河套天地宽》高度评价。但我知道是董老师的评论员文章高屋建瓴，夯实了《走出河套天地宽》的理论基础，两篇文章相得益彰才产生了社会轰动效应。
那时候汉编部共分五个部门，即要闻、经济、政文、时事和通联部。通联部负责收发稿件、联系通讯员，其余各部则是采编合一，自己采访、编辑、划版、付印。我当时跑外采访多一些，偶尔划版时总是不得要领，经常把版面搞得乱七八糟。大样出来我自己都看不下去，可到底哪里不对劲儿却不知道，更不知道如何调整。看看董老师的审样：几篇稿件位置一换，几个标题稍加修改，图片大小一调整，整个版面变魔术似的焕然一新。经过董老师简单明了的提示，我顿觉醍醐灌顶，做版面如烹小鲜随手拈来。董老师这高超的业务水平，报社难有人能出其右！
董老师是性情中人，爱喝酒爱抽烟爱交朋友，还做得一手好饭。那年董老师搬新家约我们几个人去吃干锅羊肉，一大盘鲜嫩软烂的羊肉，几小碟黄瓜花生烂腌菜，我们吃得不亦乐乎，纷纷向董老师讨教厨艺。董老师端起酒杯一饮而尽，然后把干锅羊肉的做法娓娓道来。尽管董老师说得很详细，但最后我只记住做干锅羊肉放良姜而不是鲜姜。
董老师爱好书法，钢笔字帅气，毛笔字潇洒，一如他为人处世的洒脱飘逸。那时候采访全凭手记，一着急我的字就成了自己都经常认不得的“狗爬爬”。董老师修改我的稿件时，经常纠正我不规范的字，并告诫我要好好练习写字。但我生性懒惰，终究没有练出一笔好字。
董老师退休后随两个女儿定居苏州，但每年夏天都会回来避暑小住。那年夏天董老师又回来了，和几个老同事在家属楼下玩扑克牌时看见了我，云淡风轻地说：我得了肺癌，正在治疗，现在控制得还可以。几年后，国庆节遇见董老师的夫人郭大姐，才知道董老师在临河而且病重。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赶到董老师家，郭大姐叫醒昏睡的董老师，告诉他我来了。董老师艰难地睁开眼睛说“哦，小马来了”，就又闭上眼睛睡着了。一个月后，记者节前，那个为巴彦淖尔报社贡献了毕生精力的老报人走了。
那几天临河下起了雨，淅淅沥沥一直不停。
李总编
李总编大名李廷岚，乌兰察布市卓资山人。李总编身材高大魁梧，为人处世稳健儒雅。
那时候报社的开水锅炉还是人工烧，而且只在早上和下午上班时开两次，供职工们打开水，每次大概半个多小时。我住的单身宿舍没有自来水，每天水房门一开我除了打开水，还得打洗漱用的凉水。如果错过打水时间，就得干等下次开门。加上我经常出去采访，回来时水房总是铁将军把门，喝水洗漱都成了问题。一次随李总编下乡，我无意中说起了用水困难。李总编说：水房不开你来我家提水吧。我听了以后就没再客气，只要没水我就去李总编家提。过年放假几天水房不开门，我就用大铁桶去李总编家提水，直到我分到了住房。
上世纪90年代一个炎热的夏天，一所学校邀请《内蒙古日报》、内蒙古电视台、巴彦淖尔盟电视台和巴彦淖尔报社的记者去采访。学校专门组织校领导、骨干教师及退休人员和学生代表召开座谈会，详细介绍近年来的发展建设情况，并领我们参观了学生宿舍、食堂、校园。回来后，我写的通讯很快见报了。当年冬天的一个上午，李总编让我带上去学校采访的笔记去他办公室，我感觉莫名其妙但还是去了。原来是我采访的那所学校的一位老领导过来，拿着一叠那会儿很少见的A4纸打印的材料，向我们反映报道与事实不符。那时年轻气盛的我拿出采访笔记逐条反驳了这位老同志的质疑，这位老同志看我这个态度，气呼呼的，头也不回地走了。
李总编提醒我，要不你给学校打电话问问情况？我拨通了那天主持座谈会并慷慨激昂介绍情况的一位领导的电话，跟他核实这位老同志反映的情况。没想到那位领导说：我们请你们来采访，可没有请你们发新闻。这操作彻底颠覆了我的认知！
整个通话过程李总编都听到了，他安慰我：即使文章有问题，也不会让你个人承担责任。这句话无疑给我吃了定心丸，我的情绪慢慢平静下来。李总编说：反映问题那位老同志在学校辛勤工作多年，发现问题难以接受也能理解，何况他还是清华大学的高材生！
一句话点醒了我，想想他那叠有理有据的材料，有的数据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数。这样一位把声誉看得高于一切的老知识分子，咋能容忍别人的不实言论，而我却自以为是地站在制高点，不留余地地反驳他甚至谴责他，这无疑是往他的伤口上撒盐！我感到深深的自责，想当面向这位老同志赔礼道歉，但终究没有成行，乃至于留下终生遗憾。
几十年的记者生涯，有鲜花掌声，有痛苦遗憾，更有那么多老师知己，那么多教诲陪伴。俗话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现在，那些给予我无私帮助的老师和共事多年的同事有的已经离开了人世，但他们的音容笑貌依然留在我的心间，他们远去的身影至今让我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