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采访，每一篇报道，都是循着光的印记。

　　与时代同行，为历史注脚，都是对荣光的铭记。

　　脚下有泥，心中有光，为生命里有一段或长或短的记者经历而荣耀，为新闻路上每一个同行者的坚守与奉献而歌吟。

　　——编者

　　1999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八九点的时候，听到外面有人喊我的名字。走出楼门，看到龙龙站在院子里，穿着一双胶鞋，满身泥水。

　　那时我在林业局住单身宿舍，没有传呼，没有手机，也没有固定电话。当时的固定电话特别少，每个科室只有一部，如果有事儿，要打到主任办公室，再由主任叫。所以，我对外从来不留电话的。联系的主要方式是写信，再就是捎话。直接上门来找，说明有非常紧急的事儿了。

　　龙龙和我同村长大，比我小两岁，一直管我叫哥。见我走出来，龙龙快走到我跟前，张张嘴，想说什么，又没说，眼里满含泪水。仔细想来，当时我22岁，他20岁。我问他从哪儿来的，他说从地里来的。原来他和大人一起种地，播种完了，赶最后一班车进了城。此前他没有来过我单位，从汽车站到这里有三四里路，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找到的。幸亏那天我没外出，不然他不仅白跑了，连晚上在哪儿住都得成问题。这个点儿没有回乡下的车了，我知道，他在城里没有其他亲戚和熟人。

　　我问他怎么啦，他说兵兵不行了，说完就“哇”的一声哭了。兵兵是龙龙的弟弟，比龙龙小一岁，也是和我一起长大的玩伴，人很顽皮，经常蹦蹦跳跳、爬上爬下。上年冬天，我在火车站遇到过兵兵，他说老是腿疼，是到呼和浩特看病的。后诊断说小腿上有肿瘤，做了截肢手术。春节回家，看他拄根拐杖在村里弹来跳去的，以为已经好了，不想才过一两个月的时间，竟恶化到这么严重的程度。我宽慰他，不急，慢慢说。

　　只有一张单人床，一个枕头和一床被褥。枕头摆在正中，一人枕一边。褥子铺好，一人睡一边。被子打开，一人盖一半儿。初春不太冷了，两人和衣而卧。村里那茬孩子，我是第一个考出来的，小伙伴们对我非常信任，有什么心里话都乐意同我讲。龙龙带着哭声说，人不行了，可是家里空了，该怎么办？

　　我劝慰他，先睡吧，咱们慢慢想办法。龙龙可能真的累了，很快就睡着了，可是我睡意全无，真的，该怎么办呢？那时我一个月工资278元，只够一日三餐，实在拿不出钱来。找亲友借，找谁呢？如果有其他办法，龙龙不会在这个时间找我了。

　　想来想去，还是找报社吧！于是，我轻轻掀开被子，下床穿鞋子。可能有一两点了，办公楼和大院里安安静静的，门房的灯也关了，楼道里黑漆漆的，我摸着墙往出走，走到楼梯跟前再摸着扶手上楼。上到三楼，进入办公室，打开灯，拧开钢笔盖，开始写。也没怎么构思，想到什么写什么，把龙龙刚才给我讲述的情况完整地整理出来。初稿太过潦草，誊抄了一遍。

　　天光放亮时，我完工了，回到宿舍，龙龙刚刚醒来。他揉着惺忪的睡眼对我说，哥，你起这么早啊。我点了点头，说嗯。单位饭堂早上有面条，我要他一起吃面。他说不吃了，要赶早班车回去。我要送他去车站，他说他知道路，不让我送。而我赶着完成另一件事儿，也就没再坚持。目送他离开后，我急忙骑自行车往报社赶。那时林业局在新华西街，报社在新华东街，十几分钟就到了。我把稿子拿给编辑老师，老师看完说内容非常好，但标题要改改。正式刊发时，我看到那篇稿子的标题是《家临绝境》。

　　稿件刊发后在当地引起很大关注。残联等单位到兵兵家里慰问，全乡的中小学发动了捐款。虽然最终兵兵的病没能看好，但是那篇文章给他们一家带来许多温暖。现在想来，龙龙那晚来找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知道我是报社的特约记者。而我能给小伙伴增添信心，很大程度也源于这个身份。这么多年过去了，报社发的特约记者证我一直保留着，隔段儿时间拿出来看看会增添很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