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廷是我相处20年的好友，也是我媒体行业仅剩的几个不离不弃的好友。新冠疫情封闭管理的一天早晨，文廷来电话说，想把自己发表在报纸上的部分文章整理出一本书。文廷是巴彦淖尔日报社一名优秀的记者，其文章语言朴实、生动，独具特色。在还有3年就要退休的时候，他能把自己写农村的一些文章结集出版面世，这个举动无论于己还是于广大读者都是一件大好事。

　　2003年，河套灌区经历了50年一遇的黄河严重旱情，出于节水抗旱的政治需要，我借调到河灌总局办公室工作。大约是6月的一天上午，盟行署在河灌总局召开节水抗旱工作推进会，我负责全盟各大媒体的对接工作。会议还没开始，各媒体的记者纷纷取出长枪短炮，来回穿梭寻找最佳位置。这时，我看到后排靠门坐着一位同志示意要材料，我上下打量了一下，身穿普通的白衬衫蓝裤子，脸庞黑黑的，本能反应此人应该不是记者。他好像看出了我的疑惑，站起来，很认真地作了自我介绍。这一天，我结识了周文廷。

　　文廷是从农村走出来的记者。他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年轻时就当上了社长。文廷喜欢文学，经常晚上灯下“爬格子”。他写出来的东西不落俗套，有一种独特的视角，文字朴实细腻，不咬文嚼字。他笔下农村的人和事像刚出笼的馒头，热气腾腾，耐人咀嚼。2002年，他被巴彦淖尔日报社“抢”去作了记者，从此开启了他人生的又一春。

　　2004年，我负责河灌总局办公室宣传科工作，一干就是5年多。其间，巴彦淖尔日报社安排文廷负责全市水利口上的采访组稿，后还负责日报《水利纵横》专版的编辑工作。记得我和他第一次深入灌户采访，一下午时间他和灌户有拉不完的家常话。这一点，他和其他记者不一样。他只在本子上记几个数字和被采访人的基本信息，一唠就是半天。刚开始，我还真为他捏把汗。不料，没几天，署着“本报记者周文廷”的文章就见报了。文章有血有肉、生动活泼，让人读了还想读。这几年，陪同文廷三天两头下基层，几乎跑遍了全市水利一线。他在报纸上发表了很多有分量的好文章，为全社会了解和支持水利工作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譬如《“几”字弯上的防凌赞歌》《我的遥远的水文站》《孤独的段房坚守的人》《漂亮的点儿房靓丽的所》《基层所段好风景》《救灾现场的感动》《适时水浇出丰收景》《红站之歌》《小段如家》《温馨百亩园》等。这些文章接地气，读后让人久久难忘，不少文章还荣获自治区和市级大奖。受他的影响，不少水利职工也成为信息宣传的行家里手，大家都称呼他周老师。

　　一路走来，文廷在水利部门赢得了好口碑。我常想，文廷的文章之所以能打动人，主要是他以普通农民的视角，原汁原味地说出农民的心里话，讲出农村的新变化，从而反映出河套农民在党的好政策指引下不断创造出美好的新生活。

　　文廷人如其文，朴实通透。2012年，我担任乌拉河管理所所长，组织在乌拉河管理所工作过以及在职职工编写《情牵乌拉河》一书。稿件基本是半成品，质量也参差不齐，我想单靠自身力量难以完成，便请文廷帮忙，因为从设想出书到征稿都是我俩一起策划的。尽管他编辑任务很大，一天下来累得够呛，但他没有丝毫犹豫，爽快地答应了。那年冬天，我们分别在家里修改打磨稿子，晚上12点前沟通是常态，早上6点左右不通个电话是例外，至于熬过多少个大夜，早已记不清了。第二年麦收时节，我们的“孩子”——散文集《情牵乌拉河》由远方出版社出版了。之后，文廷又帮助我完成了《魅力乌拉河》和《黄河湾治水人物》的编改出版工作。对此，我心存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