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在一处河套民俗馆里，我看到一个八人抬的大石夯。我在上世纪60年代盖房的时候，用它打过地基，也曾多次帮助村子里的邻居抬过夯。我用手抚摸着光滑圆润的夯杆，感到亲切而温馨。

　　上世纪70年代之前，河套地区盖房、修路、筑坝都要用夯来砸实地基。当时的夯有两种，一种是木夯，实际上就是在一截粗大的木头上端安上有抓手的木柄，一个人或两个人都可以操作，提起砸下，只在盘炕、垒猪圈、盖粮仓时用一下。还有一种就是石夯了，用得最多的是八人抬的大石夯。大石夯的形状像一个倒扣的大方斗，底下面积大，上面面积小，重量估计在三百斤左右。石匠把夯的六个面凿琢得平平整整，有的还雕一些粗犷的花纹。夯的上面有一个半圆形的石槽，一根大碗口粗细一丈左右长的木杆严丝合缝地镶嵌在石槽里，再用铁丝摽得牢牢靠靠，这就是夯杆。石夯两侧有四个深深的斜洞，斜洞里插着四个锹把粗细六七寸长的木桩，木桩用木楔紧紧固定在斜洞里，这就是夯桩。打夯的时候，夯杆前后两侧有四个人把握夯杆，石夯两侧有四个人把握夯桩，跟着打夯的号子，一起用力把石夯举过头顶，再重重地砸下，然后向前挪一个夯位。打夯的人都知道，在最前面把握夯杆的人一定是一个打夯经验丰富的壮汉，他掌握着夯的前进方向和挪动距离。每一次起夯，他都能感觉到哪个人发力过大，哪个人不够用力，他会及时提醒。我从电视里看到在晋冀鲁豫一带，还有一种圆形的石夯，周围拴着许多绳子，每人扯着一根，用力抛的时候石夯能腾起一丈多高。河套地区没有见过这种石夯。

　　1968年，我和弟弟要盖新房了。那个时候，农村盖房基本没有石头根基。在父亲的指导下，我们用土先把房地基垫好。准备打夯了，我和弟弟把村里八人抬的大石夯用小胶车拉回来，仔细进行了维护紧固。村子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谁家盖房打地基，只要和村子里的年轻人打个招呼，就会过来帮忙。打夯那天下午快收工的时候，一下子来了十几个后生。这种活儿对他们来说都是轻车熟路，几乎不用主家言声，就各就各位热火朝天地干起来了。打夯必须有一个喊夯的人，也就是领唱劳动号子的人。这个人掌握着打夯的快慢节奏，号子的内容随口编来，但要声音清晰洪亮、通俗押韵，打夯的人要听得懂、应得上，一唱一和，不紧不慢，徐徐前行。也就是两个多小时，房地基就打好了。母亲烙好了烙饼，烧好了砖茶，切了几盘咸菜；我拿出从供销社熟人那里买来的几盒纸烟，大家围坐在院子里，说着、笑着、吃着，热汗津津，其乐融融，希望满满。

　　留在我记忆里最深刻的一次打夯场景是大队盖学校的时候。四个教室，分成前后两排。打根基的那天，大队调来两个八人抬的大石夯，前后排各放一个。学校地址选在两个村子的中间，村子里来了很多人，几辆大胶车在运送建筑材料，工地上人欢马叫，热气升腾。打夯了，喊夯的人都是村里挑出来的老把式，引领着抬夯的人们有条不紊地开始打夯。四队的二毛眼不知道什么时候也来到打夯现场。二毛眼算得上大队的名人，刚满二十岁，人长得精巴利索，高挑个子，脸上溢着光彩，特别是那双毛花花大眼，更是十分动人，用什么美丽的词汇去描写也不会过分。她有一副天生的好嗓子，从小就参加二人台演出。她在公社中学念了一年就停学了，那个年代在村子里的女孩子中也算是文化人了。这天，她把两条短辫盘起来藏在绿色的军帽里，更显得英姿飒爽。她站在两排教室地基的中间大声说：“我想给你们喊夯。”一听二毛眼要喊夯，抬夯的小伙子来了精神，说：“男女搭配干活儿不累。”很多看热闹的人也围了过来。二毛眼清了清嗓子，唱道：“抬夯的哥哥注意听，千万不可分了心。”抬夯人应道：“好好嗨吆。”人们奋力举起石夯，又重重砸下。“众人拾柴火焰高，齐心协力挺直腰。”“好好嗨吆。”；“盖学校是件大事情，地基砸好人放心。”“好好嗨吆。”；“一把胡麻撒上天，我二毛眼会唱万万千。”“好好嗨吆。”……二毛眼越唱越花哨，抬夯的人也越抬越起劲，两个大夯暗地里较起劲来，看谁举得高，砸得实，应得好，干得欢。该休息了，二毛眼唱道：“打夯是个苦营生，时间长了累坏身。”“哥哥们现在歇一阵，喝水抽烟养养神。”两个大夯停了下来。人们围着二毛眼不让走，非得让再唱一段。二毛眼落落大方：“给大家唱一首爬山歌《全村村就数你袭人》吧……三苗苗柳树一苗苗高，挑来挑去数你好。满天星星北斗明，全村村就数你袭人……”一曲唱罢，鞠躬谢幕，赢得一片叫好喝彩，场景热气腾腾欢欣鼓舞。

　　现在的城市高楼林立，铁路、公路四通八达，就连农村的楼房也是鳞次栉比。这些建筑的基础是用各种型号的夯实机、压道机砸实的。人们在艰苦漫长的劳动中，创造了先进的工具，把自己从繁重的体力中解放出来。这是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一些事物诞生了，就有一些事物自然而然地消亡，这是事物发展的永恒定律。但记忆是人类特有的一个强大功能，夯和打夯的劳动场景还深深珍藏在我的记忆里，总觉得是那么美好，那么热烈，那么让人难以割舍。还有那个会喊夯的二毛眼，听说后来丈夫部队转业把家搬到兰州去了，四十多年来也再没有见过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