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父亲去世已经44年了。我现在也是一个满头白发一脸沧桑的78岁老翁了。在我一个人独处或夜深人静的时候，有充足的时间回想父亲的点点滴滴。人只有自己经历了人生道路的曲折坎坷、生活的酸甜苦辣、社会的纷繁复杂，才能真正体会到当年父母对儿女的一番良苦用心。

　　父母亲生我的时候都已经40多岁了，当属老来得子。父母亲十分疼爱我，在村子里的同龄孩子中，我是最早上学的一个；我上小学的时候就穿上了挂面子绵羊皮袄，这在那个年代是不多见的；在我十几年的读书生涯中，从来没有因为按时交不起学费、伙食费感到难堪。记得有一年开学，家里实在太紧困了，母亲从箱子里拿出一面盘一样大的铜镜，表面非常光滑，背面有个很小的支架，这是母亲成家时的陪嫁品。母亲交给二姐，让拿到陕坝一家古董店卖了，为我和弟弟筹集到了学费。我自幼身体瘦弱，不肯吃饭，母亲总是想方设法做我爱吃的饭菜。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从来没有厉声呵责过我，但对我的要求却是十分严厉近乎苛刻。父亲决定让我去做的事情，即便我很不想去做也是不会改变的，他会给我讲道理、教办法，但做好做赖必须去做，不会有让步和妥协的时候。父亲常说：“对孩子，要想尽办法让他们吃饱穿暖，但不能信马由缰惯着。尤其是男孩子，是属骡子的，小时候惯下的毛病，到大是很难调教的。力气是压出来的，胆子是吓出来的，本事是逼出来的。”

　　二

　　记得我7岁那年冬天的一个早晨，父亲说：“咱们家的磨笨了，今天你跟我去白石匠家，请你白家大爹来砍砍磨。”实际上，我家与白家并非亲戚，叫“白家大爹”是民勤人之间一种习惯的尊称。吃过早饭，我跟着父亲顺着公益渠一路北行，过了渠东王在云村几户人家，再向北过了一个木桥，紧靠渠西陂有一独户人家就是白石匠家，离我家大概有七八里路。回来的路上，父亲问我：“你记住路了吗？”我说：“记住了，挺好找的。”父亲又说：“明年请白石匠就是你的事了。”我并没有在意，心想这是明年的事情早着呢。 第二年冬天的一个早上，我已经放了寒假，父亲拿着鞭子准备出门去生产队磙地，又折回来对我说：“你今天去请请你白家大爹，过来给咱们家砍砍磨。”我把父亲去年说的话早忘得一干二净，没想到他还记得，而且今天就让我兑现。我呆呆地站在屋子中间，一句话也不说。父亲问：“你不是说你记得路吗？”我说：“路我记得，我不敢去，怕狗咬。”父亲听说我不敢去的原因是怕狗咬，就又坐在炕沿上说：“男娃子胆子要大一些，咱们家附近没有野狗，没有疯狗，都是家狗。家狗是最有灵性最有记性的牲畜，它的本性就是给人看家护院。它咬凶人，不咬善人；咬大人，不咬娃娃；咬手拿棍杖的人，不咬空手赤拳的人。狗向你叫，你不要喊骂它，你喊骂得越厉害，它叫得越厉害；它追着你叫，你站着不要动，它就不追你了，因为它知道你不会打它；如果你蹲下，它还会往后退，怕你从地下拾起东西打它。如果你再给它喂一些吃的东西，它一声也不叫了。记住老古人说过的话：‘蛇咬三生冤，狗咬对头人’。”父亲说完，拿着鞭子走了。父亲交代的事情我是不敢违背的，母亲也鼓励着我：“胆子大一些，家狗不会下口咬人。”我提心吊胆地上了路。人常说：“该来的事总要来，往往是你越怕什么偏偏来什么。”我刚走到王在云村附近，一只大黑狗从房顶上跳下，狂叫着向我跑来。我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儿，头发也竖立了起来。我冷静了一下，记着父亲的嘱咐，一动不动地站着。大黑狗果然在离我十几米的地方也停了下来，两只前爪趴在地上一个劲儿地刨土，叫声仍然不断。我缓缓蹲下，大黑狗真的眼睛盯着我向后退了几步。我心里已经不再紧张了，从裤兜里掏出来时装的锅巴扔了过去。大黑狗小心翼翼走到跟前，嗅了嗅，吃了起来。我把裤兜里的锅巴全部扔了过去，大黑狗几口就吃得干干净净。我还把裤兜翻过来让大黑狗看了看，因为我喂自家狗的时候，也常常会做出这样的动作，表示一点儿吃的也没有了。大黑狗伸出舌头舔了舔嘴巴，一声也不叫了。我继续向北走了，大黑狗一直看着我走了很远才跑了回去。晚饭时父亲问我：“见到你白家大爹了吗？”我说：“见到了，我刚去的时候他不在家，到邻居家砍石磙子去了。我又找在邻居家见到他，说我爹让我来请你，给我家砍砍磨。他说明天一大早就可以过来。”父亲又问：“狗咬着你了吗？”我说：“没有，我拿锅巴喂了它，回来的路上它看见我还给我摇了尾巴呢。”父亲对母亲轻轻说了一句话：“这个娃子敢在生人面前说话了，也不怕狗了，以后能打发出去了。”我听了心里乐滋滋的，挺有成就感的。

　　三

　　上个世纪50年代初，小学二年级就有了写毛笔字的课程。用白麻纸自己订一个大本子，下面衬上学校统一买的仿影子，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描红，老师会在写得好的字旁用红笔画一个大圈。快过年了，父亲从陕坝买回写对联的红纸，对我说：“你已经二年级了，也开始写大仿了，今年的对联就你写。”我有些惊愕，也感到怵头。我知道自己刚刚学毛笔字，笔也拿不稳，认识的字也不多，确实是写不了。我说：“我写不了，怕写错了别人笑话。”父亲说：“头回生，二回熟，写错了重写；娃娃不怕人笑话，怕笑话的娃娃长不大。”我说：“我不知道在对联上写些什么。”父亲说：“让你前院二哥教一教你，他写什么你就写什么。”前院二哥已经是初中生了，往年的对联都是他写的。我去二哥家说：“我爹硬逼着我今年写对联，二哥你教教我吧。”二哥说：“这事好办。”他在炕上摆了方桌，拿来纸笔砚墨，当场教我怎么研墨，怎么裁纸，怎么叠格，还给我抄了十几副对联的句子，让我反复念了几遍，又用笔注明哪些适合大门，哪些适合窗子，哪些适合凉房。他还给我送了一支狼毫中楷毛笔。现场指导立竿见影，我一下子长了许多知识，来了精神，现学现卖，回到家里立即动手写对联。整整折腾了一个下午再加半个晚上，才把对联写完。虽然手上、脸上、桌子上、衣服上都染上了墨汁，可我心里却很兴奋，这是我一生中用毛笔书写的起点。过年了，有很多亲戚邻居来，父亲总是指着门窗上的对联说：“这是我大儿子写的。”父亲没有念过一天书，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凡遇到涉及文字算账的事情都得求人帮忙。正因为如此，父亲对能写会算的人有一种特殊的崇拜心理。生产队有一位过去大户人家的子弟，在北京念过书，父亲见到他总是称“三先生”。父亲多次给我说过：“我求三先生写过信、算过账，是一个知书知礼的人。”

　　第二年，不用父亲催促，腊月二十三那天，我就写好了对联。上初中之后，临近过年，生产队俱乐部把大火炉子烧旺，摆上桌子，调好墨汁，几乎全队人家的对联都拿来让我写，我也乐此不疲。如今每到春节，大街小巷全在卖印好的让人眼花缭乱的各种对联，人们随手买几副一贴，省事儿多了。我却不然，还是70年不变的老习惯，自己动手写对联，送给孩子们和几户亲戚。写对联好像已经成为我过春节不可或缺的一项内容。现在我才深深体会到，对一个孩子来说，在他成长的道路上，一点小小的进步或成绩，都会成为他记忆里不可磨灭的闪光点，甚至会影响到他的一生。

　　四

　　我读初中一、二年级的寒暑假和星期日，是伴随着父亲在生产队里劳动度过的。他干什么就教我干什么，挖渠打堰、平地撒粪、浇水施肥、割麦收秋、打麦扬场、磙地耙地……这些农活儿我都干过。

　　一些农活儿的关键环节，父亲会手把手反复教我几遍。比如犁地，教我如何挽犁上的绳具，如何才能把牲畜顺顺当当套在犁上，如何调整偷懒牲畜拉绳的长短；教我窄地怎么犁独幅，宽地怎么犁合窖。直到我能稳稳地扶住犁把，从容地提犁下犁，犁幅宽窄均匀，才算过关。再比如赶车拉土，教我如何扶辕套车，如何调整车上的各种绳具，如何防止辕轻或辕重。仅一个二饼子牛车的两个车轱辘，就有许多名堂。父亲教我哪里是车帽子，哪里是车大辋、车二辋，哪里是车钩心、车键条。小时候记住的事情是不容易忘记的。我敢说，现在能够完整准确叫出二饼子牛车各个部位名称的人实在是不多了，但我是其中之一。在如今机械化耕作的年代，这和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知道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法一样，没什么用了。这只不过是自己一点小小的心理安慰和满足。

　　五

　　有一天，父亲和村里一位大叔在生产队犁麦茬地。半晌午了，他们停了犁坐在地堰上休息，我在不远的地方看书。那位大叔问父亲：“王老哥，我发现你出来生产队干营生，总是领着这个小子，给他教这教那，你是不是不想让他念书了，想让他回来队里劳动？这也好，你岁数也大了，回来劳动能给你减轻负担，最起码他能把自己的口粮款挣回来。”父亲说：“老弟，我给你说心里话吧，书还是要供他念的，他能念到什么地方我就供他到什么地方。只是这个小子从小身体单薄瘦弱，碎毛病多，我把他领出来，一来让他锻炼身体，二来让他学学农活儿，也让他知道劳动的艰难。万一书念不成，又把苦也丢了，农田地里的营生又不会做，我怕他将来养不好家呀。我岁数也大了，总不能陪他一辈子，过日子就是熬日子，他这也不会干，那也不会干，总不能事事求人吧，求人的口是最难开的。我大字不识一个，就会种个地，趁我还能行动，我把我种地的这点能耐教给他，也算是拉扯他一把。地是庄稼人的命根子，地是刮金板，只要舍得苦，只要会农活儿，只要不离开土地，他就有饭吃有衣穿。”

　　两位老人的对话我听得真真切切。我的心里顿时敞亮起来，好像一下子长大了，懂事了。原来父亲总逼我做这做那，他是怕我将来过不好日子，养不好家，自己受难为。父亲是在给我教生存、生活的办法，给我披一件护身的符甲。我紧握了一下拳头，心里默默地想，要努力念书，也要吃得下种地的苦，不能辜负年迈父亲的这番苦心。现在回想起来，小时候父亲逼我学到的一些本领，给我后来的工作、生活带来了许多实惠，许多方便，许多荣光。这种别样的父爱，才是人间最真诚最久远最细致的大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