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穿着村庄里没人敢尝试的乔其纱连衣裙躲在房屋阴影里看书的时候，我的父母正在似火骄阳的炙烤里挥汗如雨地和老天抢口粮。

　　刘焕大爷看不惯我的闲散，每次看见父亲不是提醒就是激将、讥笑，主题就是那么大的姑娘了，还不去干活，以后什么都不会，怎么办。刘焕大爷是我们村面粉加工坊的负责人，一年四季穿着沾满面粉的旧衣服，浑身上下散发着面粉的味道。他有残疾，干不了太重的农活，四个女儿从会走路起就分工不同地负担着各种家务。

　　于是，父亲决定让我去割麦子。

　　祖父特地找铁匠大爷为我磨了一把小巧轻便的镰刀，但是在交给我的时候笑里明显充满不信任。他叮嘱我说：“明天割麦子穿上长袖衣服，麦芒粘上肉皮又痒又疼……”

　　我站在田埂上，一望无际的麦田在阳光的灼烤中燃烧着酷热，没有一丝风，汗水在伸出镰刀的瞬间顺着我的脖子如雨而下，薄薄的长袖衬衣和长裤顿时就像裹在身上的塑料布，举步维艰，哪儿还有割麦子的力气。

　　母亲教了我简单的割麦要领，就风一样挥着镰刀从我身边旋走。父亲嘱咐我割多少不要紧，万不可伤了手脚。我望着他们迅速远去的背影，低下头，学着他们的样子将镰刀伸向密实的麦子。

　　在这之前，我从没在这样的时段将自己曝露在阳光下，也从来不知道额头上的汗珠会那样源源不断地滚滚而下。我学着母亲的样子将镰刀挥出去，割倒的一把麦子却“呼”地一声从手里散落了。我赶忙连草带叶将其抓起来扔到脚边母亲拧好的捆绳上，再挥出下一刀。

　　母亲割到麦田另一头折返回来了，我还埋在麦垄间流汗，汗水流进眼角，蛰得我睁不开眼，而前面仍是一眼望不到边际的绝望。

　　我快渴死了，嗓子要冒烟了，我冲向柳树下的铝壶，抱起来一顿喝，几丝细细的凉风从柳梢上落下来，我解开袖扣，手腕上尽是麦芒划的红线般的印记，我扔下镰刀回了家。

　　祖父在院子当中点燃半干的艾蒿熏蚊子时，父母回来了。我赶忙将暑假作业铺在方凳上，认真写起来。母亲笑着把我的镰刀递给我说：“这是你的镰刀，收起来明天继续割。”祖父“嘿嘿”地笑起来。母亲顾不上吃晚饭，捧着大碗喝水，一碗接一碗，边喝边说一下午渴死了。第二天，我问父亲我还要不要去割麦，不等父亲回答，母亲就打趣我说：“你还是在家喝水吧……”

　　从此我没再割过一株麦子，而麦子却成了我心底最温暖的存在。

　　母亲手指上的伤口都愈合的时候，成捆的麦子像一行行排列有序的士兵“站”在焦黄的大地上了。矗立在麦田里的麦捆仍需要充足的阳光，晒足日子才能上场脱粒。这期间如果遇上阴雨天，收成就会大打折扣。那段日子里母亲就成了气象观察员，但凡天边涌起厚重的乌云，她就忧心忡忡地找父亲求证：“哎，你说，不能下雨吧？”父亲抬头看一眼云头笃定地说：“下不了。”母亲这才吃下了定心丸，放心地忙活去了……

　　离开故乡多年，我举着涂了防晒涂层的遮阳伞在城市的楼影里穿行，而故乡的麦收模式也早已日新月异，不再需要人们在骄阳下流汗。那时的一切成了一张张泛黄的胶片，在某个艳阳灼人的午后突然回到脑海，闪现，再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