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回：李鲲生诡秘接枪支 刘生恺收网捕大鱼

　　李鲲生从滴水沟逃脱，惊魂不定。他与几个心腹之人一起躲在后山荒无人迹处，龟缩未敢露面，只等精良武器弹药运到，好实施他的分进合击计划。但不知是中途出了什么闪失，原定到货日期已过，却不见送货人露头。这样在山中挨了半个月后，连吃喝也成了问题，李鲲生犹如热锅上的蚂蚁，焦急难耐。这日，李鲲生突然接到台湾方面发给他的电报，叫他务于当日与运输枪支的使者接头，地点就设在乌梁素海坝湾停船码头。

　　李鲲生喜不自禁，自语道：“总算盼到这天啦。”但随后又狐疑道：“那日在滴水沟遇险，事情有些蹊跷，刘生恺他们怎么会对我们的行踪那么清楚？一定是谁事先走漏了风声。”他想到李在，李在的手下潜伏在临河陕坝的不少，这些人极有可能有意无意间暴露军情。此外就是那个老不死的崔正仁，老家伙整日招摇过市，自以为高人一等，说话办事张扬，很可能被共党的侦察人员看出破绽。

　　李鲲生想到这里，眼珠子一转，当即决定改变原定的接头地点，但暂不通知张疤子、李在、田世雄等人，假如行动计划被侦知，就叫他们几个按原计划吸引共军注意力，自己来个金蝉脱壳。

　　李鲲生立即回电，接头地点定在陕坝大顺城芦苇中的破草庵。时间：晚上月出时分。暗号：“烧红柳——吃白面。”

　　收到回电，李鲲生叫六个手下备了马，一溜烟出了山，专寻没人烟的乱坟湾、簇芨滩里走，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像跟了鬼似的瞻前顾后，提心吊胆。一只野兔受了惊，飞一般逃遁，李鲲生下意识地掏出了手枪，再没敢插回腰间。一群沙鸡扑楞楞飞起，一个手下竟吓得从马上掉了下来，“妈妈老子”乱叫。李鲲生怒道：“怂包一个！这要真遇着共军的剿匪部队，还不吓死？紧走几步，天黑前务必赶到！”

　　太阳被西天的山尖尖刺破肚皮的当儿，李鲲生一行赶到大顺城。大顺城芦苇荡方圆十多里相连，平时极少有人进去，驴马进去三两日出不来是寻常的事。李鲲生对这里不陌生，刚来后套那会儿，不敢贸然露面，曾在这里潜藏过一阵子，还曾在芦苇里捡鸭蛋充饥。芦苇荡中间有两三个破草庵，是当年熬咸盐的人搭建起来作为临时居所的，也是李鲲生那段时间的安身之所。李鲲生特意选这地方接头，一来考虑芦苇荡茂密幽深，人迹罕至，不易发生意外；二来共军的剿匪部队多为骑兵，通常很少在芦苇中巡逻，马匹进到芦苇荡中辨不清方向，只能如没头的苍蝇乱撞。更主要的是，一旦遇到什么不测，也好借着芦苇的遮掩溜号脱身。保住性命是一切的前提，没有十二分的安全把握，决不能草率冒险。李鲲生领人悄无声息摸到芦苇中间的空地边上，探头窥视良久，断定不会有什么异常。他带人小心翼翼走近草庵，却不见有人出迎，心想：莫非这里有什么问题？他诡秘地四下里瞧瞧，芦苇随风摇曳，只听得草虫高一声低一声的鸣叫，一派静谧祥和。他想，送货人倒是乖巧，严格遵守着事前的约定，听不到接头口令不得露面。但看着芦苇，听这草虫，又好像此前并无人来过。或许，行程耽搁，那几个饭桶尚未赶到也未可知。想到这里，李鲲生忽然自嘲一笑，觉得自己疑虑太深，缩手缩脚，不是办大事的气概。于是阴沉而大声地叫道：“烧红柳——”这时，对面一间草庵里果然有人应道：“吃白面！”李鲲生大喜过望，循声走出破草庵，放胆向对面草庵疾走。这时，只见一个人影从草庵蹭出，严严实实用黑布蒙着脸面，笑道：“哪位是李司令李鲲生？”李鲲生下意识地应道：“绥西反共救国军司令李鲲生在此！”但话刚出口，他忽然意识到不对劲儿，既是自己弟兄接头见面，对方蒙着脸做什么？此时李鲲生已完全暴露在开阔地中间，但前后都有保镖护卫。本能预感到危险的李鲲生低声叫保镖继续往前走，自己则悄悄蹭向芦苇密林的边上。

　　这时，就听一阵密集的枪响，六个一字排开的保镖应声倒地。李鲲生一个蛤蟆跳跃蹦进芦苇，隐身而逃。早有埋伏的战士一跃而起，将他扑倒在地，十几条长枪对准他脑壳。李鲲生没来得及反抗，便束手就擒。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李鲲生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秘密联络电报，那个从美国引进的所谓的高科技密码，早已被刘生恺请来的密码破译专家破译，他发出的电文，成了剿匪指挥部的行动指南。

　　被扣捕的李鲲生被关押在军分区一间空房子里，刘生恺命人严加看管，等候发落，随后将情况向地委作了汇报。

　　第十三回：李鲲生受命张庆恩 张庆恩效劳蒋总统

　　李鲲生成为河套地区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最高统领人物，绝非偶然。他的背后是国民党绥远省党部头号人物张庆恩。事情原来是这样：

　　1939年2月，傅作义率部进入河套，绥远省政府亦从它的流亡地——榆林迁址于五原、陕坝。傅作义以兼任绥远省党部主任委员的职责，恢复了始建于1925年、后一度瘫痪的省党部。1940年3月25日五原大捷后，国民党中央大肆叫嚷什么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以此限制异党活动。秋天，指派张庆恩为绥远省党部书记长，扩充绥远省党部在陕坝的组织机构，仓促组建执行与监督分治的两套人马。省党部直辖的调查统计室，是专为加强地方党务而设立的特务组织，由张庆恩亲兼主任。随后，在张庆恩的一手策划下，建立了三民主义青年团绥远支部，由傅作义直接领导。这样，傅作义在河套党政军团一元化领导的权威得到进一步确立，但同时也被牢牢绑在了国民党反动势力清除异己迫害共产党人的战车上。

　　为了强化调统的特务效能，张庆恩除在军政部门、机关学校、社会团体中安插调统人员外，还以公开职务，进行秘密侦察。张庆恩派人四处捕人，集中进行管制教育，限制共产党人在绥西的活动。此间，伊盟中共地下党员马大肚子被捕叛变，供出了临河地下党组织情况，随后临河县委书记赵子丰亦被捕叛变。叛徒赵子丰将临河地下党员名单全部献给国民党临河县党部，致使地下党组织被敌全部破获。河套特委书记郭北宸亦被供出落入魔掌，宁死不屈，软硬不吃，最后被残酷杀害。

　　1945年抗战胜利后，绥远省党部由陕坝迁回归绥，绥西各县党部组织大幅度调整，以发展党员为要，突击发展成百上千的“挂名”党员。张庆恩想借此继续维持他在河套的特务统治。与此同时，张庆恩得到时任华北剿总归绥司令的董其武默许。

　　正当张庆恩的特务活动日益猖獗时，北京和平起义爆发了。傅作义将军和平交出北平后，引起了绥远省党部的不安，为了控制河套的军队，国民党派国防部长等要人两次飞抵陕坝，约见绥西军政首脑董其武、孙兰峰、刘万春等人，或以高官厚禄相诱惑，或以杀头扣捕相威胁，企图阻止绥远和平起义。张庆恩则以华北剿总第九兵团政治部主任的身份作掩护，在归绥、包头、绥西等地进行特务活动，以阻挠破坏“绥远方式”的实施。他策划在包头成立了“行政院内政部调查局绥远办事处”，自任主任，坐镇指挥破坏活动。

　　1948年7月，国民党败局已定，中统局为退守台湾作善后安排，将原有下属机构合并为五个办事处，其绥远办事处副主任李鲲生自此在绥西潜伏下来，按照张庆恩指令直接控制指挥河套一带特务组织和反动力量。

　　1949年8月下旬，傅作义将军受中共中央委托来绥，协助董其武实施起义。张庆恩见局势日趋明朗，便发动以绥远省党部牵头的请愿运动，党政军民各界有不少人参加了此运动，并联名向傅、董施加压力。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