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显示，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河套灌区的盐碱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15%。当时人们对排水的作用认识还不深刻，首先要解决的是吃饭问题，所以在灌区更受重视的是发展灌溉。

　　20世纪50年代，河套灌区多年的分段堵水灌溉使乌加河不断淤高，退水能力减弱，地下水位升高。1958年，河套地区种起了水稻，更让地下水位直线上升。

　　此后，“有灌无排”一直制约着河套农业的发展，到总干渠开挖时也是这样。但那时人口规模不大、荒地又多，退水常常被排在荒地里，自然排盐，所以排水矛盾和盐碱问题并不十分突出。总干渠挖通后，由于灌溉更加便利，河套灌区人口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荒地被开垦成耕地，灌溉面积迅速扩大，农田退水的出路便成了大问题。

　　河套农民有“大水漫灌”的习惯。河套农民多是移民，他们带来了各地的农田耕作技术、养殖技术、文化风俗等，促进了河套的繁荣发展。但这些移民原来生活的地方多缺水，他们来到水量丰沛的河套，感觉水多得用不完。“水从门前过，不淌意不过”，用水也就无节制。这样一来，排不出去的水就更多了，盐分大量沉积在灌区内。

　　得天独厚的便利引水条件使得河套灌区人口在不断增加，耕地在不断增加，用水量也在不断增加。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有水利就有水害。人们年复一年毫无节制地“大水漫灌”，慢慢地，河套灌区患上了“水臌病”。

　　臌病是中医对各种胸腔积液、腹水、水肿等疾病的总称，因胸部、腹部肿胀而命名。臌病分为气臌、血臌、水臌，是气、血、水淤积胸内、腹内，不能通过身体排泄功能而排出，以致胸腹部日益胀大所致。河套灌区的“臌病”是因灌溉余水排泄不出而形成的。

　　“水臌病”加剧盐碱化。河套灌区一些曾经肥沃的土地慢慢地变成了盐碱滩，粮食产量逐年下降。特别是灌区下游、乌梁素海周围地区及乌加河两岸，盐碱化更加严重。

　　1958年，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利设计院对总排干沟进行技术设计。为了解决排水问题，20世纪50年代末就开挖了排干沟。可是那时候挖的排干沟规模小，达不到排水要求，用着用着就被黄河水的泥沙再次淤堵了。

　　1965年，原巴彦淖尔盟集中了2万民工开挖总排干沟，连续挖了两年。但由于当时受各种条件的制约，总排干沟的前期工程标准低、规模小，开挖的宽度、深度及排水量满足不了排水要求，河套灌区此时仍然是“有灌无排”。

　　到1975年，河套灌区灌溉面积已经发展到570万亩，被中央确定为国家12个商品粮基地之一。然而，好多人不知道的是，这其中310万亩有不同程度的盐碱化。“一亩种成七分半，镶边秃子真难看”，这是人们当时对盐碱地状况的形象描述。

　　当时的巴彦淖尔群众生产生活是个什么情况呢？农业生产产量甚至连1956年的水平都达不到，许多生产队人缺口粮、牲畜缺草料、土地缺籽种，群众生活很困难；好多地方粮食不能自给，60%～70%的生产队在吃国家的返销粮。

　　李贵书记到巴盟

　　1974年5月17日，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任命李贵为中共巴彦淖尔盟盟委第一书记。

　　李贵于1915年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1937年参加革命，一直以乡村小学教员的身份在临河从事抗日救亡工作，193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李贵到达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在这个革命的熔炉里得到锻炼并快速成长。抗日战争胜利后，李贵回到绥远地区，负责晋绥冀一带的侦察工作。1949年9月19日，河套地区和平解放。1950年2月，中共绥远省委和省政府派绥西生产建政工作团进驻河套陕坝镇，开展党政建设工作，李贵作为工作团委员第二次来到河套。李贵负责指挥清剿匪特行动，他经常下乡调查了解情况，甚至化装成农民、小商贩，深入到群众中摸查敌情。在人民解放军的配合下，经过一年的战斗，河套地区的残匪、特务被肃清。后来，李贵被调到原绥远省公安厅工作。

　　1957年，李贵来到大兴安岭，任内蒙古自治区森林工业管理局党委副书记、局长。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