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对于没有离开部队而有叛乱行为的个别人，该如何处置呢？原则上作为军队内部事件由所部自行处理，但也应依法严办，不必姑息迁就。另外，对于既成事实的叛乱分子，也应区别对待。首恶必惩，一般士兵如能放下武器，我们仍欢迎他们投诚或反正；近日，应对各部队的编制兵员情况进行一次核准，有违反纪律随意扩充兵员的，视为有意包庇，严肃处理。”

　　接下来，红马连连长李财代表红白马连作了简短的表态，表示要坚决执行绥远军政委员会命令，坚决彻底消灭叛匪。步兵独立营米大奎营长和侦察科科长雷勇也表了态。最后应由驻套起义部队代表发言，大家一致推举负责剿匪的唐文生副总指挥作代表。唐文生推脱不了，便不尴不尬地笑笑站起身说：

　　“这个剿匪，是老大老大一件事。上面也不含糊，说得极清楚。说实话，过去一段时间，我的内心是矛盾的。打吧，明知道是自己弟兄；不打吧，又势必违抗军令。所以在实际作战中往往消极观望，也贻误了军情造成损失。可是，这半年多来，许多血的事实叫我警醒，军队闹事地方不得安宁，遭罪的是老百姓。我们都是有妻儿老小的人，人心都是肉长的，这种局面不能继续下去了。我完全支持地委与上级军区的指示，对于作恶多端的叛军匪徒应予严惩，不能继续姑息养奸。现在地委信任我，让我出任剿匪联军副指挥，我不能对不住大家，对不起人民，我决心改过自新，争取打几个漂亮仗，挽回声誉。”唐文生站起来表态只是出于推脱不了应付应付场面，可话匣子打开却说了不少，这个连他自己也始料未及，下面的听众更是觉得他与过去判若两人。唐文生话音刚落，大家就报以鼓励的掌声。

　　第三回：刘生恺演讲兵家史 指挥部布告清剿令

　　会议接下来的议程是由绥西剿匪指挥部总指挥毕力格作敌情分析和战斗动员，毕力格站起身，一面将坐在身旁的刘生恺拉一把起来，说：“我本人初来河套人地生疏，具体情况了解不够，还望同志们在工作中多提醒多帮助。刘生恺参谋长出身河套，又有前段时间的斗争经历，情况明，体会深，我建议重点听一下他的意见。”说着用目光征询地委书记沈新发的同意，沈新发微微颔首。

　　刘生恺没有推托，也没有客套，只以微微一笑回复首长与战友的信任。在这段停职受审查的日子里，他有足够的时间与精力，对河套的地方历史、现实及剿匪斗争战略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他一面走上讲台，一面依次对着台上台下行了军礼，随后声音洪亮字句铿锵发表演讲：“据我所知，河套地区自古就是一个拉锯式的战争进退地带，而阴山则是河套平原的屏障。战国时代，匈奴驻牧阴山南北，饮马黄河，那时的黄河沿阴山南麓东流，分西北两河，北河是其主流。秦汉时期，战争交点就在北河一带，河南之地是主战场之一。汉武大帝时，又派卫青、霍去病在阴山南北三战匈奴。河南之战是第一大战。唐王朝建立后，突厥骑兵南犯，朝廷曾派张仁愿任朔方大总管在河套地区筑城防守。古代历次重大战事都一致表明，河套地区北连阴山，南临黄河，既是中原王朝镇守边疆的门户，又是北方游牧民族进攻中原的孔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敌匪兵也正是依仗这个天然的地理优势有恃无恐，为非作歹。大家应该记得，当年傅作义将军抗击日寇，日军兵分三路开进后套，本想一举将傅部消灭，但傅部主力依托阴山和黄河以南沙漠地带，巧妙地避开了敌之锋芒，保存了实力，终至反攻成功，成就了震惊中外的五原大捷。眼前，我们面对的敌人是多年盘踞河套一带的惯匪，部分哗变的起义部队也对这一带地形熟悉。倒是我们这些剿匪部队人生地不熟，搞得不好，反会有被动挨打的可能。特别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当前绥西局势很是复杂，不光叛军气焰嚣张，而且民间谣言四起，人心很是不稳。”

　　刘生恺继续分析说：“当前绥西地区的社会面貌和政治局势，涉及剿匪的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旧职军政人员当权。按照中共与绥远省国民党政府和平解放绥远的协议精神，绥西地区在‘九一九’起义后，各级政府工作人员仍然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旧职人员，这些人员中的绝大多数真心拥护起义，愿意走到人民方面来，但要真正担负起建设新社会和为人民服务的责任，还需要一个教育、改造的过程。在军队中，部分官兵心存疑虑，对起义后自己的前途命运甚为担忧。尽管我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非常明确，反复向他们说明只要真心站到人民方面接受改造，不论过去表现如何一律既往不咎，但仍然有些人疑惑重重。军队中个别高中级军官，只是迫于形势的发展才相随起义，但内心却想着待机反攻倒算，东山再起，继续与人民为敌。这是匪特赖以生存的重要社会基础。第二，土匪活动猖獗。河套地区自古为匪盗出没之地，自1900年义和团运动以来，由于清王朝和国民党统治下的政治日益腐败，人民大众遭受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长期在死亡线上煎熬，苦不堪言。不少人被逼无奈，铤而走险，结伙为匪。河套地处西北边陲，天高皇帝远，匪患从未间断。眼下以李在、张疤子、刘振魁为首的土匪团伙，经常窜扰城乡各地，打家劫舍，为害百姓，对新生的人民政权极端仇视，公然为敌。‘坏人遄圪旦，好人漫滩转’，社会治安状况极为恶劣。第三，特务在暗中活动。由于绥西地区解放较晚，全国各地解放区的特务、恶霸和不法地主，纷纷逃亡聚拢到河套。他们原本打算从兰州向广州方向逃窜，但逃路已被我军截断，现大都潜伏后套。不甘心失败的反动派，派遣特务潜到绥远，正是企图把这些人组织起来，同时与地方上的旧恶势力相互串通，狼狈为奸，伺机从事破坏活动。据公安部门获取的情报，特务头子张庆恩早在绥远起义前就潜入河套地区，成立了所谓“华北、西北军事联合指导委员会”。目前张庆恩虽已潜逃，但他却培植起了不少党羽如李鲲生等，继续从事阴谋活动。因此匪特活动有着较为严密的组织。第四，我党工作基础薄弱。仅以临河、五原、安北等地为例，自三十年代中共地下党组织——河套特委被国民党特务破获后，各县区地下党组织无以恢复，地下党的领导干部不少被捕，有的叛变，有的被杀害。‘九一九’和平起义后，各县县委随绥西生产建政工作团由上级派遣进驻下去，因社会情况复杂，县委曾一度未加公开。再加河套地区目前生产水平低下，人民生活困苦。民国以来，河套地区大兵过境，旷日持久；匪寇流窜，烧杀抢掠；水旱之灾，连年不断；水利失修，渠道淤阻，农田荒芜，草木丛生。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基础薄弱，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地主、富农对贫雇农的剥削十分残酷，劳动人民远没有动员起来。这就是我们面临的形势。”（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