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这一带的河渠多数出自一个叫王同春的人，张相文非常兴奋，坚持要见见王同春。没想到，迎接他的人中正有王同春。

　　张相文听王同春介绍了50多年来在河套地区治水的种种经历，认为王同春是难得的水利人才。回到北京后，张相文立刻把王同春在河套治水所取得的成就告诉了当时的农商部总长张謇，建议张謇速请王同春进京，共同商讨开发西北和治理淮河的计划。

　　一年后，张謇、张相文、王同春三人约定组建一家“西通垦牧公司”，由王同春拨出乌兰脑包附近的10.8万亩（1亩约为666.7平方米）地作为公司基础，张謇、张相文则各出部分钱款作为活动资金。公司初建时的工作非常顺利，但是，由于塞外交通闭塞，加上官吏贪婪、军队骚扰、土匪猖獗，公司常常遭受敲诈勒索。6年后，公司宣布解散。

　　后来，王同春受到冯玉祥的邀请，聆听了冯玉祥有关开发西部的宏大计划，对冯玉祥打算动用军队开挖河套渠道的想法深表赞同。1925年，冯玉祥的部队开进河套地区修整道路、疏浚水道、开垦荒地。此时，已经74岁的王同春协助冯玉祥的部队指导督察水利工程的修建。

　　1925年6月，王同春因病逝世。

　　几十年间，王同春每天鸡鸣即起，几乎每天乘马外出，巡视渠道，一年之中，只知大年三十、初一，不知端阳与中秋。行路时他还观察土地的耕作质量、渠道水利的实施情况。因而，他对河套的每一寸土地都了如指掌，也深知8个口子引水的弊端。

　　王同春晚年时曾经梦想过“一首制引水”的蓝图。他设想在自己所辖的各条干渠之间从西到东开挖3条大连环渠，将干渠层层串联沟通起来，这也可以被认为是日后开挖总干渠的思想萌芽。然而，王同春财力有限，兵荒马乱的时代里政府又不会投入巨资去帮他实现愿望，最终他只是空留下了一份《复兴后套计划渠图》。

　　影响深远

　　王同春创造的业绩，得到了后人很高的评价。

　　内蒙古自治区水利科学研究院原院长、著名水利史学家陈耳东在《河套灌区水利简史》中说：“在清末河套水利开发中，王同春作为地商的杰出代表是被社会广泛公认的。他以精通从黄河上开渠引水灌溉而著名，成为当时的‘水利大家’‘工程专家’和‘开渠大王’。”“通过他的治水活动，奠定了近代河套水利开发的基础。”

　　在河套的一处碑刻上，将王同春的功绩比拟李冰父子。

　　李冰父子因修“都江堰”名垂千古，王同春因为开渠在河套灌区开发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

　　王同春在河套开渠总长度达到4000多千米，远远超过都江堰灌渠的长度。在开挖难度上，都江堰与河套不可同日而语。李冰造都江堰依靠官方力量，而王同春则几乎全部依靠个人资金和民间力量；都江堰工程地处湿润区，有充足的天然河道进行分流，而河套气候干燥，多数河渠全凭人力凿开。

　　故此，河套人民因王同春开发河套有功，将他誉为“河神”，以示对他的纪念。

　　第三章 百年流淌杨家河

　　开挖杨家河在河套灌区开发史上，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1917年，地商杨满仓、杨米仓兄弟开挖杨家河。十年筹备、十年挖河、十年配套，杨家河的开挖终至功成，使得沿河“民以聚，千家烟火，万亩田歌，蓬勃向荣，遂有日新月异之势”。河套西部因之建立起一道绿色屏障，有效地阻止了乌兰布和沙漠东侵，保护了河套灌区。对杨家河和杨氏几代人的开挖壮举，历史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一家之赐，千家食德，一姓之功，百姓乐利。”我国著名水利专家姚汉源也赞扬其为“父子相代，亲友共营”。当年的米仓县之名，便是为了纪念挖渠献身的杨米仓。

　　三代人开挖杨家河

　　清朝末期，河套的八大干渠相继浚通。民国时期，河套地区又新开挖了杨家河和其他渠道，修浚了八大干渠，从而形成了十大干渠。

　　杨家是河套地区晚清至民国时期的水利世家，杨家的水利活动是河套近代水利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杨家对河套水利的最大贡献是开挖杨家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