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水有方

　　河套水利的强势开发，大大促进了当地农业的蓬勃发展。光绪三十年（1904）后，河套地区已是渠道纵横、田畴相连、桑麻遍野的膏腴之乡。王同春修建大干渠和支渠的长度加起来超过了4000千米，所动用土方无法计算。在当时的塞外河套，在没有任何现代科学仪器设备的情况下，用传统方法完成如此浩大而艰巨的水利工程，简直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于是，人们给王同春起了个绰号，叫“独眼龙王”。

　　王同春善于察地势。当时，河套中西部依旧被黄色的沙地和丛簇的红柳覆盖着。王同春通过几年的观察发现：河套平原大地形是平坦的，小地形却是不平坦的，甚至可以说十分复杂，平原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沙梁、碱滩、海子，还有高低起伏的山坡和壕沟。而且，王同春发现河套地势“西南高、东北低”，这让他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提出河套地势准确特点的人。

　　王同春还善于识天时、辨土壤。比如，看见地鼠穿洞的土是湿的，他就肯定地下不深处就会有水；看见蚁穴口有积存的沙子，他就知道地下有明沙，不好开引水渠；看见黄河水中起泡时，他就判断黄河要涨水了。

　　王同春开渠有一些独特的办法。他善于选择引水渠口，从实践中，王同春认识到渠口的水力往往与很远的上游有关系，要尽量利用水力冲刷，减少渠口淤积。他总是经过反复勘察才确定渠口的位置，多选择在黄河凹岸靠下面的地方，或者在套河上引倒漾水。他还非常注重挑选渠道运行路线，这十分关键，路线选择好，大渠流水畅通不易淤塞，而且不会轻易决口；反之，渠道就可能成为一条废渠，劳民伤财。王同春每天天不亮就骑马往黄河岸边走，边走边观察，哪里高哪里低，哪里适合渠道转弯，哪里能够做闸，都心中有数。具体勘察渠路时，他不像别人趴在地上两眼向前平视测量，而是将身体仰卧在平地上，头朝顺水方向、脚向引水方向挺直身体，头部向后观察，来确定渠路。他下雨天外出，通过观察地表水流走向为开挖渠道提供参考。施工时，他晚间在准备开渠的线路上插上一排香火，从远处察看香火的高低，来决定所挖渠道的坡度。在由低处向高处引水时，他会加大渠道弯道，利用水流三弯自急的原理，使水产生拥推力量，向高处流去。他把10个柳编水斗涂成白色，各钉在一丈（清朝1丈约为3.2米）多高的木杆上，从渠首开始，每隔十几丈立一个白水斗，10个水斗立完后，就站在第一个水斗前，瞭望地形高低，测定开渠坡度和每一根木杆底下取土的深度，木杆向前依次推进，直至渠尾——这就是一百多年前的土制“水平仪”。通过这些方法，王同春所开挖之渠十有九成，他所开的八道大渠都是从西南方向引水，然后向东北流去，弯弯曲曲，一直流向阴山脚下，进入乌加河，继而流向乌梁素海，然后南出西山咀再次进入黄河，有进有出，灌排通畅。

　　建筑渠口、涵闸、桥梁是技术性很强的工程，王同春总是到现场指导。若渠口建筑不牢固，动辄就被黄河水冲毁，水就引不到渠里；若闸箱修建不好，就无法调节水量；若桥梁缺乏，就会阻碍交通。在没有现代建筑设备、材料的情况下，王同春充分利用河套取之不尽的芨芨草、红柳等，加上红黏土作为建筑材料，一层一层地夯实建筑。

　　今天的河套平原水系，就是在王同春所开渠的基础上进行完善和丰富的。

　　除了高明的治水技术，和蒙古族王公贵族及平民百姓搞好关系，团结众人治水也是王同春能够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他学会了蒙古语，可以和蒙古族王公贵族直接交谈，处理问题。他对蒙古族平民百姓以诚相待，对于他们的困难，他不吝资助，获得了广泛信任。

　　民谚云：“黄河百害，唯富一套。”这“一套”最早仅指宁夏平原。经过王同春与河套百姓近百年的奋斗，开发较晚的后套终于也变成了“塞外粮仓”。时人曰：“由是后套垦地万顷，灌溉之利，几与宁夏相争衡矣。”后来，河套地区才有了“天下黄河富河套，富了前套富后套”这句新谚语。

　　宏大梦想

　　1913年，最早提出“秦岭淮河南北分界线”的地理学家张相文前往西北地区考察。来到隆兴长时，这里成熟的灌溉系统令他吃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