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敕勒族移居河套兴盛发展，到北魏由河套入主中原，再到大量移民到河套开发建设，不是入居套内的民族东渡，就是占据中原的民族西迁，河套地区见证了我国历史上南北各方、各族人口大范围流动、迁徙的高潮，迁徙的范围之广、卷入的民族和人口之多、动荡的持续之久，皆为历史罕见。

　　总之，在魏晋南北朝近400年的时间里，各民族频繁迁徙，交错占据、开发河套地区，使民族融合成为历史潮流，显示出河套地区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特色鲜明、影响重大的区域。

　　隋唐时期，河套地区各少数民族和汉族经过长期交往与交流，融合程度更为深入。史学家考证，此时活跃在河套地区的匈奴、氐羌、铁弗、乌桓、鲜卑乃至高车（敕勒）柔然，已大部分融入汉族，有的相互融合，原先的一片羌胡世界，再无胡汉之分。

　　唐朝继承汉朝做法，在河套地区开放互市，汉人交换到了马匹，游牧民族获得了丝绸、茶叶、陶器等生活必需品，提升了各民族人民的生活质量，双方互惠互利。

　　通过边市贸易、杂居通婚等方式，河套地区长期以来都是中国历史上农业文明和草原文明碰撞最集中、交流最频繁、融合最广泛的地区之一，在中华文明史上极具典型性。

　　明清至民国时期，无数山西人、陕西人、河北人背井离乡来到内蒙古，称为“走西口”，而河套地区是这些移民的主要落脚点。

　　“走西口”又叫“走口外”，指长城以内的人们到长城以外地区谋生的社会活动。

　　所谓“口”原是指明隆庆以后在长城沿线开设的互市关口，后演变成为对蒙古贸易的关卡。山西商人习惯称大同以东的张家口为东口，称大同右玉县杀虎口以西的各口为西口。

　　史料记载：“明末鼎革之际，籍隶山陕之官绅，起兵抗拒清军。兵败后无所为，则掣家至塞外避祸。荒山僻野，耕稼其中。或有招捕急而入蒙籍者。迄今绥人尤有能指其后裔者焉。”另外，大批无法生存的破产农民，也不畏险途，私越长城。这三部分人当为明清内蒙古地区的早期汉族移民。

　　清朝政权稳定后，随着清朝绿营军驻防内蒙古草原实行“开边制”（招募汉人种植）开始，“走西口”活动又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逐渐兴盛。康熙三十六年（1697），康熙批准鄂尔多斯部的请求，在“河保营”开辟汉蒙交易，又“准汉民垦蒙古地，岁与租籽”，“走西口”蔚然成风，从山东、河北、山西、陕西到口外垦荒的汉族人多达几十万。

　　“走西口”的第二个高潮是在1900年庚子赔款之后，清王朝苦于财政枯竭，采取了由官方政府放垦蒙荒的办法以增加财政收入，即“贻谷放垦”，这时又有诸多的口里人，涌向西口外。

　　这些“走西口”的移民，就近从不同的水旱关口出口，最终在内蒙古西部地区定居，而向来地广人稀、土地肥沃、资源丰富的河套地区尤具吸引力，成为他们养家糊口的理想之地。

　　这些移民的到来，对河套地区的开发大有裨益。他们在此兴修水利、开垦农田，其中的王同春、杨满仓、杨米仓等杰出代表，所开挖的渠道奠定了河套灌区的雏形，至今还造福着河套人民。

　　重要的是，“走西口”这一移民活动，大大改变了河套地区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生活方式，到清朝后期，这里除了蒙古族和少量的满族人外，大多数都是“走西口”过去的汉族人。

　　“走西口”客观上促进了内蒙古地区的发展，令民族融合空前高涨，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播、交融、发展等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利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

　　纵观河套历史，是一部伟大的开荒史、奋斗史、抗争史和民族团结进步史。更进一步，河套几千年的历史就是一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发展史。

　　第二章 “开渠大王”王同春

　　随着乌兰布和沙漠不断东侵，清道光三十年（1850），流淌了几千年的黄河北支——乌加河的河床被黄沙截断，滚滚黄流顺势汇入南河，原来靠近鄂尔多斯高原的南支成了新干流，北支原干流成了一条首尾都被截断的内流河。这次改道，黄河干流占据了河套南部高地，为地势低的北部荒原提供了引水灌溉的条件。

　　但是此后多年里，少有人能借这一地利将黄河水直接用于河套垦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