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前后，黄杨闸两次在乌拉河渠口试建，由于黄河水位升降幅度较大，结果只挖了两个大坑，劳民伤财，无所进展。群众气愤地说：“折腾了一年半，挖下两个坑，一曰坑国坑，二叫害民坑，闸基成了沙口袋，渠首移位到耳朵。”黄杨闸经过4年时间的筹建，仅仅做了一些护闸基土方工程。

　　总体来说，民国时期河套灌区虽然拥有十大干渠，但由于缺乏统一规划和整体布局，灌溉效率无法保证，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不能保证引水，无法排水，土地盐碱化严重。水大成涝，水小则旱，丰枯全凭自然。

　　新中国成立后，河套灌区掀起了四次大规模的水利建设高潮，兴建黄河三盛公水利枢纽，开挖总干渠，疏通总排干，加快灌排配套，实施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河套水利实现了从无坝引水到有坝引水，从有灌无排到灌排配套，从粗放式灌溉到节水型灌区建设的三大历史性跨越，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七级灌排渠系。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历代劳动人民的辛勤劳作，造就了河套地区农牧业交错分布、并存互补的地域经济和人文环境，也成就了这片土地文化多元、共融共生的特色。

　　在波澜壮阔的民族发展史上，河套地区各族人民共同开发了生活的土地，书写了悠久的历史，创造了灿烂的经济文化。不同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增进了了解，加强了依赖，逐步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

　　尤其河套地域广大，高天厚地，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农耕文化、游牧文化、移民文化、水利文化、边塞文化、兵团文化等相互交流碰撞，相互借鉴吸收，形成了海纳百川、个性鲜明的河套文化。

　　早在战国先秦时期，于河套地区繁衍生息的各少数民族，便已开始与中原地区建立了经济、政治、通婚等关系。

　　战国时期，赵武灵王经常与林胡、楼烦、东胡等游牧民族接触，看到胡人在服饰、军事方面的长处，便提出了着胡服、习骑射（胡服骑射）的主张，以胡人之长补中原之短。

　　秦汉时期，由于统治者在河套地区迁徙人口、驻兵屯田，汉人融合到匈奴的数量十分可观，多次记载于《汉书》《后汉书》中。这里是匈奴与中原进行文化交流的窗口，体现于墓葬、乐器、语汇等多方面。

　　汉朝时，汉朝与匈奴政权首次签订了“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世世毋得相诈相攻”的盟约，在河套地区开创了汉匈两族及各民族间和谐发展、友好睦邻关系的历史先河。

　　彼时河套地区出现了“数世不见烟火之警，牛马遍野，群羊塞道”的安宁局面。

　　游牧民族和中原互通有无，关市为双方经济往来的重要形式，河套地区则是实现这种交流的主要通道。

　　西汉自景帝时即“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匈奴”。

　　汉武帝时期，关市的开放、繁荣达到顶峰，《史记》记载：“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匈奴尚乐关市，嗜汉财物，汉亦尚关市不绝以中之。”匈奴对汉朝的东西十分感兴趣，汉朝便不断向匈奴人开放关市满足需求。

　　除了关市，和亲是另一个促进民族交融的方法。

　　“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位于磴口县的鸡鹿塞，就是著名的“昭君出塞”之地。“二十五史”记载的和亲联姻篇目有216篇，和亲出嫁的公主达200余人，这些和亲公主有相当一部分嫁到河套或途经河套深入草原腹地。

　　在各民族间的交流中，汉族文化对匈奴的社会文化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匈奴向汉人学得统计人口和牲畜来计算征收赋税的方法，又从汉地学来穿井、筑城和治楼等方法。与此同时，匈奴文化也影响了汉族并丰富了汉族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汉朝政府和民间养殖业的发展，是与匈奴马匹的大量输入及匈奴人帮助汉人提高养马技术分不开的。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各族人民互相接触、互相学习和互相促进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河套地区就是一个历史性的民族融合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