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十三年（1874）以王同春为渠头，重新开挖短辫子渠，重挖过程中，王同春首创从黄河开口，由此奠定了河套干渠从黄河引水的技术基础。因为郭大义是重挖短辫子渠的经理，故名老郭渠。1915年，老郭渠改称通济渠。

　　长胜渠（今长济渠）于同治十一年（1872）由地商侯双珠、郑和等人共同开挖。

　　塔布渠（原塔布河）原为天然河，光绪初年，地商樊三喜、夏明堂、成顺长、高和娃和蒙古族人吉尔吉庆组成五大股，合力修挖塔布河，光绪七年（1881）基本完工，灌地1000余顷。

　　义和渠（原王同春渠）于光绪六年（1880）由王同春动工开挖，次年挖到隆兴长并开始浇灌土地。全渠长110里，灌溉区域面积2800余顷。

　　永和渠（今沙和渠）是王同春于光绪十七年（1891）开挖，全渠自渠口至乌加河，全长90里，灌溉区域约2200顷，能耕种者约1100顷。

　　中和渠（今丰济渠）由王同春于光绪十八年（1892）利用协成渠开挖，至光绪二十三年（1897）完成，长90余里。

　　除了八大干渠，还开挖了一些小干渠，如强家渠、刘三地渠、永成渠等。

　　据统计，从道光年间至光绪年间，河套地区由地商出资，开挖大小干渠近40道，大者灌溉田地千顷以上，小者灌溉几十顷至百顷以上，共灌田1万多顷。至此，以八条大干渠为主的河套水利灌区已初具规模。

　　此时的河套水利基本上是因群众自发行动而建成，官方一概没有过问。渠道的修挖与管理由地商掌握，如果遇到紧急工程或者决口等情况，地商号令一出农民齐声响应。当时各大干渠渠身通畅，退水顺利，支渠四达，可谓河套水利最初兴盛时期。

　　进入民国时期，河套水利由八大干渠发展为十大干渠。

　　民国时期，刚目渠和永和渠（沙河渠）均被合并到大干渠成为支渠，另外又先后挖成黄济渠、杨家河、乌拉河和复兴渠，最后演变成现在的十大干渠，即塔布渠（塔布河）、长济渠（长胜渠）、通济渠（老郭渠）、义和渠（王同春渠）、复兴渠（沙河渠）、丰济渠（中和渠）、永济渠（缠金渠）、黄济渠、杨家河和乌拉河。至此，十大干渠基本上浇灌了河套的大部分土地。另外，从黄河上直接开口引水的小干渠还有三四十道，均先后与十大干渠合并。每条大干渠开挖，从开始到最后定型，都经历了从“河化”阶段到“渠化”阶段的演变。

　　河套水利经整修合并，八大干渠演变为十大干渠，灌溉面积在三四百万亩以上，再加上民国时期改建的三湖河灌区，河套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引黄灌区，终成河套灌区。

　　不过，民国时期的河套灌区，由于缺乏统一规划，各地既未作长远打算，也没有短期安排，更谈不上科学管理和技术设施，各自为政，各司其事，在黄汛期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尤其河套地形是由西倾东，各引水渠皆由南趋北或自东南而下东北，各渠水流从口到梢，大都逆势上行，致使水利效益与灌溉面积都受到一定限制。此外，这些渠道因渠首无控制设施，引黄又任其自流，水小则旱，水大必淹，当地广大人民群众因此连年不断地遭受黄水灾害。灌区退水无排泄渠系，引黄灌溉的余水，大都退入乌加河，该河亦无排泄出路，因而导致了乌梁素海的不断扩大。据资料考证，1933年至1949年，就在这16年间，乌梁素海已由7万亩逐年扩大到90余万亩，由此可见80多万亩土地被灌区尾水所淹没。加之经过多年抗战，农民负担很重，农村经济已至“十室九空”的危机边缘。

　　河套一向以粮食生产为民生之基础，农业以水利建设为第一要务，故于1945年傅作义主持绥远省（今内蒙古中部）政务时，在陕坝成立了“四首制”石闸筹备委员会，拟将河套多口引水、草筑闸口的旧方式加以改变，计划统一规划为“四首制”石闸。

　　“四首制”石闸即黄济渠杨家河闸、永济渠闸、丰济沙河连环渠闸、义和渠闸。

　　黄杨闸灌域属于河套灌区的一部分，位于河套西端。该灌域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包括了黄济渠、杨家河、乌拉河三大干渠的进水，原是引黄直口灌溉，除杨家河是由人工开挖外，乌拉河、黄济渠均系天然壕沟所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