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雁行”的规模不断扩大，康熙年间、雍正年间、乾隆年间、嘉庆年间以至道光中期的110多年内，到河套谋生的“雁行人”络绎不绝，演化为开发河套水利的三股力量。

　　第一股力量是清朝公主“欲治菜园地”。

　　河套乌拉河以西的土地都归阿拉善王爷管辖。《绥远通志稿·采访录》记载：“清嘉庆年间，阿拉善王纳清公主。公主欲治菜园，即招用汉农辟地数十顷，时黄河北行山下诸分流自北而南，河流狭窄，只能驾小筏行于其中，即南河亦然，不能行船也，有平遥杨姓者，就黄河故道之乌拉河，租地开渠，溉田300余顷。清初制定，禁止开垦蒙荒，因名曰公主菜园地。”

　　其后，“公主菜园地”的规模日渐扩大，一部分汉人半公开地最先在河套西部开垦和修水利。

　　第二股力量是为打鱼而来的“桔槔取水”。

　　“桔槔取水”，也叫吊杆取水，就是将木杆架到高处，一头用绳子拴着吊桶，一头绑着石头，靠石头的压力将水吊起，浇灌田地。乾隆年间，不少从陕西、宁夏、甘肃等地而来的汉人到河套打鱼，看到黄河北岸土质肥沃，便用“桔槔取水，试行种植，大获其利”。有的人家更以捕鱼为名，举家从上游乘船而下，把农具和种子都带来，在沿黄河北岸一带定居下来，开始小片垦荒、依水种植。这也有效地推进了河套水利开发。

　　第三股力量是来河套做蒙古生意的“就河引灌”。

　　乾隆以后，来河套做生意的，多是毗邻的河北、山西、陕西等地的商人。按清朝规定，起初是带货来卖，一次贸易时长不得超过一年即要返回，称为旅蒙商。后来有的旅蒙商在河套定居经营，在这里开设商号，逐渐发展成为强大的商业资本势力，投资租种和分佃土地，故称“地商”。他们租种的土地，总是先位于河水漫溢的低洼处，以便就河引灌，后来逐渐开渠引灌，扩大垦种规模。

　　道光年间，随着河套地区农垦开禁，租田垦种者越来越多，揭开了近代河套水利开发的序幕，河套水利建设自此进入了繁荣阶段。

　　可以说，河套的开发历史非常悠久，但河套真正从牧区向农区转变是近代以来随着水利开发发生的。历史上河套地区是草原文明与农业文明的交界与交汇之处，农业开发时断时续，农业经济始终没有占据主导地位，农业社会始终没有形成。近代河套的水利开发是大规模、持续性的，对河套社会的转型起到了实质性作用，经过近代百年的水利开发，河套农业经济和农业社会最终形成。

　　近代河套水利开发，地商功不可没。

　　据考证，近代河套水利开挖的第一条渠，为“缠金渠”（清时称临河以北、以西为“缠金地”），即今“永济渠”。

　　《绥远通志稿》《河套治要》等记载，地商甄玉、魏羊特批在临河西部偏僻之地（缠金地）开垦。起初他们利用黄河天然支流刚目河，引水灌溉，但刚目河水量不敷灌田所需，于是便于道光五年（1825）雇佣流民在西边黄河湾子上，直接另开一段引水新口，又把旧河道稍加挑挖，修了一条长约15里（清朝1里约为576米）、口宽1丈（清朝1丈约为3.2米）的输水干渠与刚目河相通，这就是缠金渠。

　　道光八年（1828），清廷正式开放缠金地，来此租地垦荒的地商越来越多，商号一度达到48家，开地数顷至数十顷不等，这就导致缠金渠的水量无法适应引水与垦荒的需要，众商号便共同出资扩挖缠金渠，接挖长度达到140余里，口宽5丈，干渠之下又开挖一些支渠。扩建后的缠金渠，灌地三四千顷，收粮10万石（清朝1石约为80千克）。

　　以缠金渠为起点，河套地区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挖渠引水行动，《绥远通志稿》记述至光绪中年，河套地区开挖了缠金、刚目、中和、永和、老郭、长胜、塔布、义和八大干渠。

　　八大干渠除缠金渠外，其余干渠经历了不同的发展历程。

　　刚目渠原为临河境内黄河的天然支流。缠金渠初开之际本为刚目渠的支流，经扩修之后，规模反而超越刚目渠，之后刚目渠逐渐成为缠金渠的支流。

　　老郭渠（今通济渠）经历了一个由短辫子壕、短辫子渠、老郭渠到通济渠的过程。短辫子壕是五原境内的一条长约20里的天然河流，同治八年（1869）短辫子壕被开成20余里的渠道，命名短辫子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