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匈奴民歌唱道：“田于何所？河南之土。衣食大漠，亿万之口。”昭君出塞和亲，所见河套一带“边城晏闭，牛马遍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无干戈之役”。

　　东汉中后期，随着汉庭国势衰落，战乱导致河套居民大量内迁，农事渐休，田亩荒芜。

　　北魏至隋唐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时期，其中北魏推行与民休息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从山东各州郡迁徙大量人口到五原（包括河套在内的阴山以南、包头以西和今达拉特、准格尔旗等地）一带实行屯田。

　　这些地区干旱少雨，所以屯田必然要求建设引黄灌溉水利工程。

　　北魏太和十二年（488），魏孝文帝“诏六镇、云中、河西及关内六郡，各修水田，通渠灌溉”。十三年又“诏诸州镇有水田之处，各通灌溉，遣匠者所在指授”。六镇是北魏在北部沿边地区设置的六个军事要塞，河套归沃野镇管辖，据此可知当时河套就已经修了不少渠道。

　　比如早期三湖河，便被作为干渠来引水灌溉。《水经注》还记载了河套西部的“枝渠东出”，专家考证今磴口县协成乡和杭锦后旗头道桥镇可能就是枝渠的灌区。

　　北魏在各地设“都水使者”一职，还多次颁发诏书督促各地官员兴修农田水利，并派专门人员具体指导，足见重视程度。北魏后期，政权式微，河套在西北屯田呈全面废弛之势中逐渐衰败。

　　隋朝建立之初，隋文帝杨坚打击突厥侵扰，河套地区得以安宁，“人民羊马，遍满山谷”，但好景不长，隋炀帝即位，天下大乱，河套复燃战火，社会经济发展停滞。

　　唐朝建立后，唐太宗于贞观四年（630）击降东突厥，在东起幽州、西至灵州的广大地区安置10万投降的民众。由此，河套尽入唐朝版图，地属全国十道之一的关内道丰州。

　　唐朝十分重视边疆地区的经济开发和文化交流，推行屯田，设立“互市”，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融合，河套地区因此繁荣，尤其农业较为发达，每年收获的粮食可高达40余万斛。

　　唐朝还十分重视水利建设，在关内修建多项大型水利工程，史载河套地区开挖的灌溉渠道至少有三条：“有陵阳渠，建中三年（782）浚之以溉田，置屯，寻弃之。有咸应、永清二渠，贞元中，刺史李景略开。”这三条渠道地点在今五原县境内，其溉田数百顷（1顷为100亩，100亩约为6.7万平方米）至4800顷之多，“岁收谷40余万斛”，边防永赖，士马饱腾。

　　唐朝水利机构的设置趋于完备，在中央设有水利专管机构都水监，下设都水使者，掌管河渠修理和灌测事宜，有效地推动了水利建设和水利管理。唐朝还制定了《水部式》，严格规定了渠、堤、陂、池、塘等水利兴筑和使用方法与注意事项。《水部式》是我国历史上正式颁布的第一部国家水利法规，被用以规范水利建设、水资源配置，指导区域性大型水利工程管理等。

　　唐朝中期以后，经历“安史之乱”的唐王朝，危机日益加重，全国农田水利建设逐渐荒废，河套地区亦受大形势影响，发展步入低谷。

　　此后五代、夏、辽、宋、金、元时期，河套地区由几个不同民族建立的政权所统治，历经战乱，渠系荒废，遂作牧场，成为一片游牧之地。农业、水利的兴和衰，与国家的治和乱紧密相连，于河套地区可见一斑。

　　明清至民国

　　明朝初期对河套的开发较为重视。《明史·食货志》《明太祖本纪》等都有“招集流亡屯田”“籍民为军”等记载。

　　明朝后期，北元俺答汗与明朝订立通贡互市协议，促进了民族间的经济文化往来。俺答汗不仅重视畜牧业，还注意发展农业，招募内地汉民在河套地区垦殖耕种。

　　据建于清朝末期的五原四大股庙碑文记载：“花马池设有总兵，河套实隶陕西，俺答汗议和，河套世为百姓耕种。（明）世宗命总兵移镇榆林，口外尽入蒙古矣。百姓春种秋回，谓之雁行。”山西、陕西等地农民以此“雁行人”的办法，轮流耕种土地。

　　到了清朝，河套开发尤其水利的开发，迎来了质和量的飞越。

　　清朝初期和中期，为了恢复和发展经济，清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在农业上鼓励垦荒，提倡兴修水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