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现在，作为国家重要粮油生产基地，河套地区肩负着“发展现代农业，把农产品质量提上去，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贡献”的重任，肩负着建设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国家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和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的重大使命。“河套安，天下安”，在新时代更具有现实意义。

　　历史上河套灌区的开发

　　河套平原作为黄河上游的重要引黄灌溉区域，在我国水利开发史与农业生产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

　　河套平原与河套灌区在地理范围上意义重合，河套农业与河套水利的关系十分紧密，河套地区全域基本都是引黄灌溉的区域，水利是河套农业生产的命脉，河套平原的农业生产实质上是引黄灌溉的农业，没有水利开发就没有河套农业生产。

　　河套地区地处我国北部边疆，历史上农业与牧业呈现交互发展、交互主导的发展态势。汉朝河套地区的农业规模较大；汉朝以后至宋朝农业与牧业交替交融发展；元明时期河套地区是游牧区域；清朝时，虽然河套地区是蒙古民族的游牧地，但农业再一次复兴。河套地区发展的总趋势是从游牧区域向农业区域转变。

　　先秦至东汉

　　战国后期，河套地区是多个政权的缓冲和争夺地带。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经“胡服骑射”改革强大后，北破林胡、楼烦，河套地区成了赵国疆域。为了开发这片地区，巩固北部边疆，一批内地移民从赵国中心区迁入这里，从事农耕，设置了九原城（今乌拉特前旗）等城镇。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由内地向北部边疆移民的活动。

　　河套所产的“穄”在当时大名鼎鼎，《吕氏春秋》记载“饭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阳山之穄，南海之秬”。阳山之穄，就是指产于河套一带的糜子。

　　河套地区的农业开发，是在秦朝。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于始皇帝三十三年（前214）遣大将蒙恬北击匈奴，夺取榆中（今鄂尔多斯北部）并河以东（今呼和浩特以南）地域；此后，又渡河（古北河，今乌加河）取高阙，迫使匈奴退居阴山以北。蒙恬率领30万人，据河套，修筑长城，置九原郡，又迁3万户开垦北假（今河套以北，阴山以南夹山带河地区），设置田官，以河引水，营田垦殖，史称“北假营田”。

　　秦朝后期，匈奴重新控制河套，占据河西走廊。

　　西汉建立后，初时实行“休养生息”政策，至汉武帝时期，国力大增，数次北伐匈奴，经卫青、霍去病等人的“河南之战”“河西之战”“漠北之战”三大战役，匈奴远遁，河套再回汉庭，分别设立五原郡和朔方郡。军事占领之后，便是大规模的移民垦荒。元朔二年（前127）由政府招募10万农民到朔方郡开荒种地。元狩二年（前121），又征数万人在朔方郡垦种。元鼎六年（前111）更派遣60万人轮番到朔方等郡“开田官”屯田。到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时，朔方郡已有3.4万余户、13.6万余人。当时的河套地区，是移民实边政策下接收移民最多的地区之一。

　　移民不仅将中原地区的辨土、施肥、选种、田间管理等耕种经验传入河套，还使铁农具与牛马等农业生产工具的使用更加普遍，特别是铁犁，极大地提高了农田耕种效率。

　　发展农业必须兴修水利，史载“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这里已经讲得很清楚，先“通渠”，后“置田”，有了水利设施，才能田地耕种。

　　另据《史记》记载，元封二年（前109）汉武帝治理黄河水患，“自是之后，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证实河套等地区当时已普遍引黄灌溉。

　　汉朝还设置了农都尉、西河农令等专官，专门负责农田水利事宜。

　　西汉时期是河套地区农业史上灌溉农业的第一次大规模发展时期。水利设施的兴修，让河套地区的农业兴盛一时，成为汉朝的重要农垦区和塞上边郡的重要粮仓。匈奴呼韩邪单于归附后，汉宣帝曾一次性送给他3.4万斛（汉朝1斛为10斗，1斗约为2000毫升）粮食，据说就是从河套境内临戎、三封一带的垦区调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