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河向东分流，即现今黄河主河行河。北河，即当时黄河主河（今黄河支流乌加河，也称总排干沟），继续北流，前行20余千米后受阴山山系阻挡沿山前台地折而东流，流经200余千米后，又受乌拉山地形阻挡向南拐头，与南河相汇后，复向东流。

　　至清朝中期，黄河仍处于冲刷时期，南河、北河受自然冲刷淘岸，相向溢流众多，两河之间处于湿地状态。

　　由于现代地质构造运动，加之沙漠东侵及阴山洪积物的向南扩张，北河历经岁月洗礼，河床逐渐抬高，终于在清道光三十年（1850），被泥沙淤断15千米。至此，黄河主流被迫南迁，南河成为主流，即今日黄河河道，北河变为黄河故道。

　　南河成为主流后，黄河流向与河套平原西南高、东北低的地势相吻合，北河作为退水渠道，提供了排水出路。由于黄河南河、北河的变迁，在阴山以南，黄河“几字弯”以北的南河、北河之间，自然形成了“引河溉田，得自然之力”的先天条件。

　　河套安 天下安

　　“河套”之名，最早见诸明朝。《明宪宗实录》载有“此有兵部以河套虏众谋欲犯进”字样，可知在此甚至更早时候，河套作为一个地理称谓就已出现。

　　河套之名，来源于黄河。《明史》的《地理志·榆林卫》载：“西有奢延水，西北有黑水，经卫南，为三岔川流入焉。又北有大河，自宁夏卫东北流经此，西经旧丰州西，折而东，经三受降城南，折而南，经旧东胜卫，又东入山西平虏卫界，地可两千里，大河三面环之，所谓河套也。”通俗地讲，黄河自宁夏经内蒙古至陕西，绕成一个大弯，这一黄河三面环绕的地区，得名河套。

　　河套的地理概念一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河套，以今天的行政区划来说，包括宁夏回族自治区境内贺兰山以东的沿河平原，居河套西部，俗称西套。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鄂尔多斯市的全境，包头市、呼和浩特市的土默川平原，居河套东部，俗称东套。河套东部又以乌拉山为界，乌拉山以东包头市、呼和浩特市的土默川平原称前套，乌拉山以西称后套。而狭义的河套仅指今天的后套。本书所称的河套即狭义的河套（今巴彦淖尔市境内的河套平原）。

　　河套地区地处北纬40°农作物种植黄金带，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雨热同季，水土光热资源得天独厚，对农作物的生长极其有利，因而有“塞外粮仓”之称。

　　据考古资料，远在3.5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河套地区就有了最早的居民，这些“河套人”属于人类演化史上的晚期智人。

　　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河套地区出现了原始农业。

　　夏商至秦汉时期，游牧民族在河套兴起。当时的游牧民族有鬼方、山戎、昆夷、薰鬻、猃狁、林胡、楼烦、匈奴等。

　　随着游牧民族的兴起，河套就成了千年来多个政权冲突最频繁、交流融合也最深入的地区。

　　从人文历史角度而言，河套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历代封建王朝，都认为河套俯视中原，扼天下喉舌，所以皆把经营河套作为巩固边防的要务，封建君主只要能力和条件允许，就在这里修筑长城，设置郡县，移民实边，开田垦荒，兴修水利，将河套地区打造为北疆的政治、军事重镇。在汉唐时期，河套是安置降附的少数民族之地；内地若发生灾害，河套则成为疏散安置难民之地。正如顾炎武所言：“河套地週迴六七千里，其土肥饶，可耕桑；三面阻河，敌难入寇而我易防守。故自古帝王及前明皆保有其地，以内安外攘而执其要也。”顾祖禹说得更清楚：“河套南望关中，控天下之头项；得河套者行天下，失河套者失天下；河套安，天下安；河套乱，天下乱。”

　　此外，古时黄河决溢频繁，俗称“三年两决口”。而历史上的大决大患年代，恰是河套地区自然植被破坏严重、荒漠化加剧的时期。河套地区水土流失与荒漠化增长，极大地增加了黄河及其支流的输沙量，使黄河河道淤塞，河水决堤。可见，河套地区的环境治理关系着黄河安危福祉，从这方面讲，河套安，才可天下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