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两个“干妈”，她们与我没有血缘关系，却待我如亲人一般，让我倍感温暖，永生难忘。

　　1965年7月，我和天津首批800多名初高中毕业生响应号召，到内蒙古五原县插队落户。我被分配到胜丰公社胜丰大队第六生产队。

　　初到队里，恰逢小麦成熟，便快速投身到收割小麦的大军中。天气炎热，加上水土不服，有一天，我正在割麦子，突然肚子疼。坚持到收工，教我们干农活儿的刘兰鱼大叔把我领到他家，让大婶先给我拔火罐，又从红躺柜里拿出定量供应的红糖给我揉肚子，还给我做了一碗荷包鸡蛋面条。肚疼缓解后，闲谈中，我得知大婶姓崔，育有四女一子，大女儿、二女儿都已出嫁……

　　从那以后，我就成了刘大叔家的常客。他常把家里的好吃的给我送来，礼尚往来，我也把天津寄来的食品、日用品等给他送去。

　　1969年，我准备盖房结婚。刘大叔知道后，带领我从地里铲土坯砌墙，又让身为木匠的二女婿帮我砍树做椽檩。上梁那天，崔大婶蒸了一大锅白面馒头，还在每个馒头上点了喜庆的红点。压栈时，崔大婶又炸了一大盆黄米油糕，让我很是感动。

　　第二年，我的小孩出生了。我爱人每天到离家二里多路的学校教学，没法照顾小孩，崔大婶就主动提出要帮我们照看孩子，这一看就是七年。七年间，崔大婶待我家孩子如亲孙般，有什么好吃的都紧着我家小孩吃。有时，我们两口子忙，孩子就跟着崔大婶住。

　　1976年，我调到永利公社工作。搬家那天，崔大婶早早包好了饺子让我们吃，然后恋恋不舍地送了我们一程又一程，再三叮嘱我们常回家看看。

　　1982年，崔大婶去世，我回去参加葬礼。一进门，崔大婶的四女儿就给我递上了孝布，并叫了我一声“大哥”。顿时，我泪如泉涌……

　　我的另一位“干妈”是在我调到永利公社后结识的。当时，我的第二个小孩出生了，我和爱人工作都比较忙，只得请人照看孩子，而这个人就是吕大娘。吕大娘对待小孩与崔大婶如出一辙，都可谓尽心尽力，无微不至。孩子也十分喜欢这位奶奶。

　　吕大娘的儿子与我处得如亲兄弟一般，至今都有往来。

　　往事如烟，历历在目。虽然我的两个“干妈”都已故去，但她们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