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放大站，现在的年轻人必定是一头雾水，根本不知道放大站为何物，做何用。这也难怪，现在的孩子们生活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新时代，一出生，看到的是电视，触摸的是手机，听到的是车鸣。而对于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来说，放大站这一新生事物，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工作、生产和生活，并陪伴至改革开放之后。

　　放大站，也叫广播站。是上世纪70年代初，每个乡镇（那时称公社）设立的重要宣传工具。

　　1973年8月，从师范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临河县最偏远的一所公社中学任教。交通落后、信息闭塞，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不便。仅以交通为例，公社所在地到临河县城每天只有一趟班车，且路况极差。人们因为进城办事，常常为坐班车而伤透了脑筋。

　　我来到这个公社任教时，公社的放大站已经成立。记得放大站里只有两名工作人员，一人负责值机与线路的维护，一人负责播音。播音员是一名北京知青。

　　放大站的设备比较简单，主要由一台接收器和一台扩大器组成。县台发送有线信号，公社放大站开始接收转播。这样，广大人民群众就能听到清晰响亮的广播声音了。那时的线路主要以松木做线杆。弯弯曲曲的线路，穿过农田，跨过村庄，跃过河流，把党和政府的声音传达给广大群众。能听到广播，对老百姓来说是一件稀罕事、大好事。那时，一些上岁数的老人第一次听到广播里的声音，怎么也不相信那么个圆碗碗会发出那么好听的声音。

　　放大站每天定时早、午、晚三次转播县台内容，同时还兼具“社办广播”职能。一般县办广播节目播完后，公社就向各生产大队发通知、下达任务，比如什么公社三级干部会议、大队书记小队队长会议、公社各单位负责人会议、农田大会战的通知等。改革开放后，会议的内容也更加丰富。公社卫生院通报计划生育情况；公社供销社通知农副产品收购信息；各大小队“三提五统”、上交公粮进度等等，可谓包罗万象。偶尔也有个人需求紧急呼叫的。

　　那时，我住在公社周边的村子里，每天早上，人们被公社大喇叭播放的悠扬的《东方红》唤醒，开始了一天的忙碌。每天晚上在播放完县里的新闻后，然后就播放公社的有关通知。因为这些通知要通过扩大器传送到各个大小队。通知的晚了，路远者会耽误会议。有些临时性紧急会议都安排在早上播出。那时，我所在公社几位大队书记的名字都是三个字，而且很押韵，读起来朗朗上口，时间久了，人们对各大队书记的名字耳熟能详。

　　最为轰动的是秋冬两季农田大会战。那时农田大会战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主要是规划农田、改造盐碱地、开挖渠道、植树造林等。每天天刚亮，广播里就会准时播放《东方红》，以催促人们赶快起床做饭，出工劳动，那情形就像是打攻坚战似的。除此之外，每家的劳力都要出外工。由于劳动地点离家很远，需要带米面和劳动工具，生产队要配备厨师。于是，播音员根据劳动特点就在通知中加了 “箩筐一担，米面各半”的要求。这类似顺口溜的通知，形象准确地反映了那个特殊时期人们的生活和生存状态。

　　1975年冬天，巴彦淖尔干部群众开始疏通扩建总排干。我带领高中班的学生到了工地后，公社要求学生回到各自的生产队参加劳动，我被留在公社指挥部搞宣传工作，每天要汇总各生产大队的施工进度，还要发现和采访工地上出现的好人好事，以鼓励先进，激发人们的劳动热情。我写好稿件后，迅速送到播音室播出。特殊时期，每个公社都配备了广播设备。放眼望去，绵延的总排干沟人头攒动，排干陂上红旗招展，播音室播放着雄壮激昂的歌曲，一派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

　　公社放大站也曾闹出个别笑话。传说某地放大站工作人员在播放完内容后，忘记关闭扩音器。播音员和他人的聊天内容通过扩音器悉数播放出去。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沸沸扬扬，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笑谈。为了揶揄这次播音失误，有好事者编了两句：“xxx广播站，以前说的都不算。”

　　改革开放后，随着电视事业的兴起，过去以播新闻、发通知为主的公社广播站的工作重点也转移到以普及科学种田知识、加强社会治安、计划生育、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等知识宣传上。

　　如今，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和快速发展，广大农村的信息化建设和城市一样驶入了快车道。有线电视、5G手机进入寻常百姓家，“人在家中坐，便知天下事”。这是我们的先辈们做梦也想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