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冬夜，苍茫的原野漆黑一片，料峭的冷风漫无边际地游荡着，村庄里暗淡稀疏的灯火闪烁如散落的星辰，我穿着棉袄棉裤，紧紧抓着她的手，跌跌撞撞地贴在她身边，既兴奋、好奇，又有些害怕。

　　电影开演了，灰乌乌的树林，穿着破衣烂衫的人，激烈的炮火打过之后，我开始犯困。等到她摸着我的头叫醒我时，电影已接近尾声。画面上，深秋碧蓝的天空中缓缓地飞过人字形的雁群，一个穿着军装的男子仰望着天空，满脸坚毅，一个梳着旧式发髻的女子满怀期待的眼神，落寞无边。回家的路上，她问我电影好不好看，我噘着嘴埋怨她：“我都没看，你为什么不早点叫醒我？”聪明的她居然将电影插曲学会了大半，第二天带我玩时就教我唱。

　　她喜欢唱歌，学得快，唱得也好，是我童年里最好的音乐老师。她曾考过旗里的乌兰牧骑，但落选了。后来，我上学了，我们学校没有音乐老师，语文老师说谁会唱歌教大家唱唱，同学们的小手指一致指向我。从此，我成了班里的兼职音乐老师，我把她教给我的歌教给全班同学，直到我离开故乡的小学。

　　我出生的时候，她12岁。自我记事起，她就是我的好伙伴。因为隔着几十里的路，我们不常见面，但如果有一天回到家看见她来了，那种兴奋与欣喜简直无以言表。姥姥生了四个女儿、一个儿子，她是老四，外号“四毛猴”。我常常在自己的无理要求遭到她拒绝后，撕心裂肺地喊她的外号，她则看着我气急败坏的样子笑得前仰后合。她一直是胖乎乎的，一点都没有“毛猴”的感觉，大脸盘、小眼睛，从来都是没心没肺地快乐着。她不用大人的规矩要求我，任由我闹翻天。

　　童年时期，我去姥姥家唯一的目的就是和她玩。住上一段时间，玩够了，她就骑自行车送我回家。几十里路，胖乎乎的她顶着西北风驮着胖乎乎的我，骑得呼哧带喘。北方冬天的乡间小路泛着冷硬的灰白，弯弯曲曲穿村过梁，我们一路走走停停，她怕我睡着，不停地和我说话。途中，某村有个稀缺的供销社，推开油漆斑驳的木头门，一股醋酱油与糖果交织的新鲜味道便会扑面而来，每次路过我们都要进去。供销社的玻璃柜台里陈列着糖果、针线等，我最喜欢的一栏是小人书。那次送我，她神秘地对我说：“两毛钱以下的小人书，挑一本，四姨给你买。”我赶紧把小脸贴在冰凉的玻璃上挑选，指指这个指指那个，反悔了无数次后选定了一本封面是个漂亮女子的。小人书一毛三，四姨用剩下的几毛钱买了水果糖，那是给我和妹妹的礼物。我揣着生平第一本小人书，兴奋地走出供销社。四姨剥了两块糖，我俩一人一块，清甜的桔子味温暖了漫长的路途。回到家，我迫不及待地给妹妹显摆起了我的小人书，这才发现书里写的是养猪的事。我悔青了肠子，而四姨却在一边笑我这就是不识字的代价。

　　又一年的冬天，爸爸去城里给村里搞副业，她来帮我妈妈料理家务，一有时间就带着我出去玩。冬的黄昏，彩霞给地平线镶上一道渐变色的金边，晚归的羊群腾起金色的尘埃，我穿着厚厚的棉衣跟在她后面跑，累得小脸通红，不住地咳嗽。妈妈在身后使劲喊我们，我们假装听不见，任凭衣兜里的炒大豆哗啦哗啦地往外撒。那年，她19岁，本该是乡下女孩最娴静的年龄，因为这时会有眼尖的家长和热心的媒婆留意上她们，但四毛猴没有这个概念。她二姐，也就是我妈，几乎每天晚上都恨铁不成钢地板着脸在煤油灯昏暗的影子里训她，我作陪，怯怯地站在她背后生怕被连坐。训斥的结尾永远是：“那么大人了，一点规矩都没有，就知道‘奔刀子’，不怕人笑话？”“奔刀子”这个词，是典型的河套方言，我在普通话里找不到相应的词来代替，意思是到处乱跑。但是，我宁愿咳嗽，宁愿把炒大豆撒一地，也要跟着她“奔刀子”。

　　那年，她穿着一件褪了色的黑红相间的格子外罩，上面缀着几粒黄绿色的有机塑料纽扣，用手搓一会儿就有淡淡的糖果的甜香。我无数次抬起胖乎乎的小手去搓她的纽扣，仰起红通通的脸去嗅那种诱人的味道。很多年过去了，想起童年，总有那种画饼充饥的甜味穿越悠远的岁月重又回来，那仿佛也是她的味道。

　　仿佛就是第二年春天，她突然订婚了。再来我家时，她烫了一个时髦的卷发，围着一条那年月少见的黑白红三色相间的毛围巾。像个大人一样接受完我家人的恭喜之后，她拉着我的手跑到一边，从裤兜里摸出一块漂亮的美人图案的手绢，兴奋地对我说：“你看四姨这个新手绢。”结果当然又是我用一块脏兮兮的擦鼻涕的手绢换走了她订婚的新手绢。

　　不久，她就结婚了。此后不久，她把那条三色围巾送给了开始懂得赶时髦的我。那条围巾厚墩墩的，戴在脖子上热乎乎的，我戴了很多年。

　　13岁时，我住在城里的大伯家读书，和她相隔十几里。每到星期天，我就独自坐着公交车去她家。那时，她已经有了两个孩子，生活拮据，不得不四处打临工。但我每次去，她都会给我做好吃的，大多数时候是包饺子，再买一点别的水果蔬菜。因为忙，她的家里一点都不干净整洁，但我还是喜欢去，我喜欢站在她家黑乎乎的厨房边上看她捞出热气腾腾的饺子。分别时她总会给我几毛钱，让我买车票、买零食。学校门口有二分钱一杯的沙枣和炒葵花子，她给的钱够我一周零花。

　　我上五年级的那个夏天，她在建筑工地上当小工。一次，我正要去她家，恰好在公交车站碰见了她。她穿着四姨父淘汰的破旧工作服，戴着一顶破旧的男式帽子，灰头土脸地往家走，正午灼热的阳光打在她通红的脸上，让她看起来那么无精打采。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她的无奈，生活的艰辛使得她不再是那个带着我漫山遍野“奔刀子”的四毛猴。很多年后想起这一幕，仍是心酸。那天，她在回家的路上买了菜和肉，给我包饺子。回时，她送我。上车时，她往我衣兜里塞了两块钱，说：“自己买点吃的，四姨上班挣钱了。”知道她生活艰苦，此前妈妈还特地安顿过我不许要她的钱，我便一再拒绝，可她硬是将钱塞给了我。到家时，我发现那宝贵的两块钱竟然被小偷偷走了。为此，我懊丧了很长时间，不是因为两块钱可以买多少零食，而是她要在烈日下工作多久才能挣到那两块钱，可我却丢了。

　　时光，在聚聚散散中悄然飞逝。此后，我奔走在求学的路上，见她的次数不再频繁。直到爸妈迁来城里定居，我们再次成了彼此家里的常客。那时，她已完全适应了城里的生活，虽然仍旧是打工，但经济条件好了很多。她时不时地给我买一些时髦衣物，为我青春路上的光彩添上浓重的一笔。每年过年，我们两家固定聚两次，她会把最丰盛的饭菜留到我们来……

　　不知不觉中，我长大了，她老了。表妹结婚了，表妹有孩子了，她晋升为姥姥了。大表妹的孩子过生日，她上台讲话、唱歌，优美高亢的声音再次带我回到童年，我在狠劲鼓掌的同时溢出浅浅的泪。

　　原来，无论时光怎么转变，在我心里，她永远是那个给我买小人书、和我交换手绢、给我包饺子、拉着我的手陪我穿过故乡广袤原野，带我看电影的四毛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