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的西沙窝物质非常匮乏，但与我们一起上小学的史老虎却总能从书包里掏出好多新鲜玩意儿，让我们大开眼界。

　　有一次，史老虎从书包里掏出一个本子，封皮硬硬的，纸厚厚的，每张纸上印有密密麻麻的道道，细细的，有红色的，有蓝色的，和我们平时用的田字本、方格本、算数本、作文本完全不一样。我们正要向他问个究竟，他闪了一下，将那本子收了起来。我坐在他身后，上课时不停地看他的书包，想知道那究竟是个什么本子。放学了，不管我们怎么问他，他都不说。真没意思，我们便准备回家了。看我们要走了，他才说那本子食品站里有。

　　食品站，在乌拉河边，很早之前曾随父母去过，记得是去卖猪，清晨把猪抬上马车，太阳升起的时候就到了。那时，不上课的时候，我就给猪割草。猪爱吃的是野蒿子，也叫碱蒿子，马路旁、沟渠边、地堰上到处都是。野蒿子很矮，尺把来高，用镰刀很难割，用铲子铲更快些，不带铲子时就用手拽。扯住野蒿子死命拽，嫩叶嫩枝拽下来了，根还在，隔些日子又绿茵茵地长满了。一路走，一路拽，到家了，蛇皮袋子也装满了。把野蒿子撒在猪食槽里，猪不哼哼了。毕竟猪是自己一手喂大的，很不舍，因此对这个收猪的地方有些抵触，路过时连多瞟一眼也不愿意。没想到，这里居然有这么神奇的本子。村小也在乌拉河边，这时乌拉河里没水，顺着河道走，个把小时就到了。

　　乌拉河堤上有许多高大的柳树，柳树叶子落下来，布满了河床，再加上一些枯树枝，踩上去，“嘎吱嘎吱”地响。不知沉闷了多久，六子开口了，这种本子好啊！很耐擦，写完一遍，用橡皮擦了还能写！海军说，擦什么，铅笔写完，再用钢笔写，颜色深浅不一样，不碍事的。六子说，可是没有钢笔。锁子说，这么厚的纸，打盖，一定很厉害！盖，是当时流行于西沙窝孩子中的一种玩具。通常做法是将用完的本子一页页撕开，两页纸从中间对折后垂直交叉，把四头折成三角形往里叠，一个角压一个角，折叠完毕就是一个盖，又名四角。打盖，即一个人先将自己的盖放地上，另一个人用自己的盖使劲儿拍，拍起来就算赢，奖品是对方的盖，反之就轮到对方拍了。盖若是轻了，很容易被拍起来。为了获胜，就要用很多张纸，将盖做得厚厚的、硬硬的。战无不胜的盖，被我们称为宝盖。锁子，打盖水平一般，手中的几个盖往往三两下就输没了。输了，他就急。新买的作业本，没写呢，就被他撕了打盖。想到未来的宝盖，锁子眼里放光。

　　我们手足并用，很快就爬上了堤坝。食品站就在眼前，一排起脊房，腰线青砖，白灰抹墙。四周是矮矮的墙，有一道铁门，锁着。为了那个令人眼热的本子，我们横下心来，翻墙进去。

　　站里非常荒凉，早年杀猪的灶台早已烂成一堆，院子里长满芦苇，有一两米高。那排房子的门都锁着，但有一间屋子的窗子开着。往屋子里瞅，看到几个木柜。我们次第翻窗进入，打开柜门，看到里面堆放着很多本子，有长的，有方的，其中就有史老虎拿的那种硬硬的还印有许多花道道的本子。我们把写过字的本子丢在一边，把没写过字的装起来。书包装满了，就往怀里塞。

　　从哪儿进来，从哪儿回去。翻窗，再翻墙，滑下河堤，忽然听到一声“站住”，我们愣住了，只见一位穿着中山装的人立于河堤上。我们吓得一动也不敢动。那人从河堤上下来，说道：“你们干什么？把书包打开。”我们听话地把书包打开。“把本子倒地上。”我们把书包倒过来，那本子以及我们的课本、作业本、铅笔盒散落一地。那人把我们从食品站拿的本子挑拣出来，又盯着我们的肚子看：“解开你们的褂子！”我们听话照做，“哗啦啦”，本子掉了一地。那人说：“装起你们的书本。”我们马上装起书本，而后一个个像木桩一样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你们可以走了。”我们背起书包，撒腿就跑。“等等！回来。每人拿一个本子。”我们看了看那人，他并没有发怒，脸上似乎还有笑意，就听他的话，每人拿了一个本子。

　　“哐啷！”不知谁装本子时，用力太大，把书包带子扯断了，铅笔盒掉到了地上，橡皮、三角板、量角器和许多铅笔头撒了一地。“谁的？”六子弱弱地说：“我的。”“几年级了？”六子说：“五年级。”“五年级，那你们没有钢笔吗？”我们都说有，唯独六子说没有。六子家六个小孩，父亲重病，母亲体弱，靠大哥种地、二哥做木匠，供老三老四老五老六念书。看我们又要跑了，那人说：“再等等。”他从蓝色中山装的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支黑亮黑亮的钢笔放进六子的铅笔盒里，又把那些细碎的铅笔头捡起来一一码进去。

　　上课时，老师问我们的本子是从哪儿来的，我们都不说。老师说，这是记账簿，人生一本账，欠账是要还的。

　　多年后，六子在乡中学教语文，学校就在食品站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