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怕人说她小，爱和别人比身高、比力气，不比年龄。五姐妹到工地五十六天，爱劳动的美名传遍了五原全县。
在上工地的两个月以前，五姐妹要上二黄河，公社党委书记考虑到妇女的体力和工程的艰巨，不允许她们去。傅翠兰就找党委书记说理、评理。党委书记拗不过傅翠兰死缠烂打的倔强劲，叫她们去送粮，说能赶车了、扛动粮了，就可以考虑。姑娘们出色地完成了送粮、粜粮任务，又来找党委书记。书记被姑娘们的诚心征服了，才批准年龄较大的大姐、二姐暂时去十五天。可是五姐妹不愿分开，这可把党委书记给难住了，只好批准她们一起去。临行时，书记再三叮嘱，她们到工地可别给添麻烦。大姐傅翠兰笑嘻嘻地回答：“咱们不仅不会添麻烦，还要拿回个模范来！”
五姐妹在工地上白天担土，晚上学文化，抽空还给工人缝鞋补袜。五姐妹担心公社动员她们回去，她们一见干部就先说：“我们坚决干到底，挖不通二黄河不回去！”
1959年12月8日，盟里评比团来到工地，姑娘们正在渠底挖泥。一方土，三十担，五姐妹平均每人能担五方半。休息时，二姐高素英唱起了河南梆子《花木兰》。工地上的人们都说姑娘们是模范，队长也说这姐妹五个在队里样样劳动都早已是模范。
评比团问姑娘们为什么这样喜欢二黄河。二姐说：“我们都是青年人，从小长在黄河边，开挖二黄河不是为个人，为的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洋犁洋耙’的社会主义早实现……”
2015年夏季，笔者来到五原县新公中镇光胜四社采访了七十九岁的大姐傅翠兰。五姐妹是从河南移民来到五原县生活的。
1959年，十九周岁已经结婚的傅翠兰，与村里也是从河南移民上来的四个姐妹商量说，地里也是干活儿，不如上二黄河工地去，为开挖二黄河作贡献。
于是，四个姐妹在傅翠兰的带领下上了总干渠的工地。工地上的工人们开玩笑地用河套方言说：“怎么上来五个女的？是上来吃来了，还是挖土来了？能干动了？把土上得满满的！”五姐妹毫不含糊，干起活儿来，与男工人不相上下。箩头的土尽管上得满满的，但她们五姐妹毫不逊色，令工地上的男工人都刮目相看。
二姐高素英，当时结婚了，丈夫张新秋也上了工地。
三姐张玉芝，2000年去世了。二姐高素英是三姐张玉芝的嫂子。史春福是张玉芝的儿子，2015年五十五岁，是五原县新公中镇光胜一社的农民。
四姐郭爱英在五十四岁时去世了，笔者采访了她的儿子。郭爱英去世时身体有多种疾病，有好多病是在开挖总干渠时落下的病根。
最小的史爱云，1959年参加了总干渠开挖，后来结婚到了呼和浩特市。
大姐傅翠兰向笔者介绍了她们参与开挖二黄河的事。队里用牛车把她们送到五原刘召火车站，坐火车到临河下车，再步行到二黄河工地。
五姐妹和营部住在里外间的房间里。没有炕，铺的麦柴，吃的是捞饭、山药汤汤和稀粥。1960年吃的是稻稗子面。
1959年，挖到腊月二十九才放假。放假时给吃的是猪肉烩菜和大米饭，有的人没吃就跑回去了。施工时，吃不上菜，五姐妹去和附近农民要咸菜吃。放假了，工人们欢天喜地回家。五姐妹好费劲地挤上火车到了刘召，然后步行回到家。
施工时，工地上突击干活儿，看谁担得快，跑得快，主要是突击出土方。傅翠兰介绍说，干得好奖励红旗，工地上“三接担”，五姐妹一个组，一个上土的，两个是中间的，两个是后面倒土的。箩头里的黏泥倒不下来，就用担杖敲箩头。
1960年2月份，五姐妹又上去工地了，一直干到天凉了才回来。
工地上由于干得突出，傅翠兰被公社评为劳动模范，奖励了一张奖状，一件绒衣；队里还奖励给她一个茶缸，上面书写着“劳动模范”。
晚上夜战，没有电，没有灯，摸着黑干。因为白天路走顺了，也能摸着黑干。傅翠兰的肩膀压肿了，压起老茧了，现在经过五六十来年的磨炼，摸上还有硬的筋圪旦。
最小的史爱云，母亲心疼地给她做了棉袄、棉裤让人捎来工地上，史爱云感动地哭了。作为大姐的傅翠兰安慰史爱云，在工地上干活儿不能哭，让母亲知道了工地苦，会担心的。这样的安慰已经是多次了，因为史爱云在五姐妹里年龄最小，干活儿劳累时、吃不上有营养的伙食时就会想家、想父母，就会不由自主地偷偷抹眼泪。作为大姐的傅翠兰就会宛如妈妈般安慰、劝导一番，说出的安慰话，不管什么时候都接地气、有哲理。傅翠兰安慰说：“苦，吃一吃就过去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苦又不能把人吃死……”
1959年上工地三个月，没有洗过一次衣服，也没有可换洗的衣服，脸能洗一把，裤子烂了，傅翠兰便用一块旧毛巾缝补上继续大干。可以想象，五个正值青春年华的女孩子，正处于爱美、爱打扮的年龄，但所坚守工地的环境使她们无从选择。
二姐高素英和张新秋夫妇共生育了三个女儿，高素英三十八岁时，即1976年农历九月十一，因尿毒症英年早逝。
当时，大女儿十二岁，二女儿张凤娇九岁，三女儿六岁。医院诊断，年轻时受冷、受阴、受累使她身体发生了病变，继而转为尿毒症。
二女儿张凤娇是五原县新公中镇光胜一社的村民，聊起母亲高素英的事，她所知较少。在我们的请求下，张凤娇又陪同我们驱车赶到在五原县城居住的其父亲张新秋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