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我初中毕业后，响应“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号召，和天津市首批800多名初高中毕业生，到内蒙古五原县插队劳动。当年8月2日，我和校友共12名青年被分配到胜丰公社胜丰大队第六生产队安家落户。

　　我们来到后，受到了老乡的欢迎和无微不至的照顾。他们手把手教我们干农活儿，并派来一位王大爷帮我们做饭。

　　秋去冬来，我们决定响应上级“知青不要回津，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的号召，留下来过年。

　　过了腊八，家家户户开始准备年货。腊月二十三之后年味更浓，我们知青点门庭若市，热闹非凡。

　　当时物资普遍短缺，但是老乡们还是将他们准备好的粉条、豆腐、油糕、鸡肉、猪肉等食物都拿出一点儿让我们过年吃，并排队“麻烦”我们写春联。他们说：“队里识字的人不多，以前写对子只能将碗倒扣蘸上墨汁在对子上扣圈圈。你们来了，可真是帮我们解决了大问题。”然后他们将红纸折好，将一根线放到折痕间，然后用牙咬住线的一头，再将另一头用手向缝中一扯，对子就裁好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的裁纸手法。

　　知青中我的毛笔字功底最好，再加上我编的春联老乡们喜欢，因此他们纷纷指名让我写。写春联成为我回报老乡的最好途径，记得当年我快乐地从腊月二十三一直写到了腊月二十九。

　　为了让我们过好年，生产队多给我们分了20斤牛肉，供销社多供应我们5斤白酒、5斤糖块。

　　大年三十那天，公社团委书记周飞云，大队支部书记王永全、生产队长刘良才都放弃了和家人团聚的机会，来到知青住处和我们熬年。我们一起包饺子、打扑克、说笑话……一直到天快亮，他们才回家，说要放鞭炮接神。

　　大年初一一大早，刘队长就领上会计、贫协主席、妇女队长、民兵连长给我们知青拜年，让我们感到了家的温暖。我十分感动，对刘队长说：“我提个建议，晚上咱们搞一次联欢。你把队里的艺人都请来，好好热闹一下。”刘队长连说几个“好主意”，就回去筹备去了。

　　天还不太黑，生产队俱乐部里就亮起了十几盏油灯。屋里的人挤不下，就在门窗外站着。附近队里的社员也来了不少。我们知青先后表演了天津快板、相声、三句半等节目。社员表演二胡、唢呐等器乐合奏，演唱爬山调、二人台等。尤其是武挨成大叔唱的爬山调，那高昂的嗓音，堪比韩红唱的《天路》。人们唱呀、跳呀，久久不愿离去。

　　日月穿梭，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也从当年的天津小知青成为扎根河套平原的北方老头儿。每逢春节我和子孙们欢聚一堂，享受天伦之乐时，脑子里总会浮现出下乡插队过第一个春节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