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包钢用水，采取打土坝的临时办法，提高水位，减少黄河流量，宁夏还可多压些水，他们的渠口可进四百到五百个流量水。根据工程进展和黄河流量情况来看，盟委原决定4月20日导流，29日截流的要求已不能实现。针对这种情况，盟委又作了安排，决定在4月30日导流，5月5日截流，5月15日放水。并请内蒙古党委解决以下问题：
1.闸门安装。北京承制的闸门早已出厂，但运不来，不能安装，影响截流。如果早运不来也必须设法安装起六孔，其余用草袋子堵闭，需草袋子六万个。除盟里设法解决三万个外，请自治区给解决三万个，并请迅速解决闸门运输问题。
2.截流面和放水后的任务还很紧张，放水后还需完成土方一百二十六万方、石方五万二千方、混凝土四千方的任务，要求内蒙古支援的九千二百九十九个工人支援到6月底。从呼、包二市支援的二千人还未到，希望督促一下尽快到工地。并要求支援三十辆汽车，以解决目前运输急需的车辆问题。
3.操作石头和运输柴草等，对衣服、鞋损伤较大，目前，已有一部分工人的鞋烂得不能穿了，影响工效。除巴彦淖尔盟解决外，要求内蒙古给解决十三万双鞋，并补助一部分衣服的布票。
1961年4月21日，黄河枢纽工程五人领导小组向巴彦淖尔盟委、内蒙古党委报告，内容如下：
当前完成土、石方任务最大问题是劳力少、工程任务大。有的工人因劳动负担过重、营养不足、卫生条件不好等原因已开始发病，并有逐渐发展的趋势。按照内蒙古党委决定4月截流、5月放水的要求，盟委决定4月30日导流、5月5日截流、5月15日放水浇地的任务不能按期完成。5月5日不能保证截流，15日前放水的可能性不大，也不可能按时浇地，小麦灌溉将会受到影响。鉴于目前的情况，五人领导小组提出在5月8日左右导流，18日左右截流，28日左右放水浇地的“三八”方案。
为了使小麦不受旱，能够按时灌溉，鉴于黄河流量大，可利用旧引水渠浇地。
1961年4月22日，巴彦淖尔盟委听取了五人领导小组的工作汇报，盟委及时下发通知，要求做好两手准备，准备利用旧有引水渠口，以保证巴彦高勒市、杭锦后旗、临河县、五原县、前旗百余万亩小麦和早熟作物的灌溉需要，以便争取时间，使枢纽工程工作落实在更为可靠的基础上。巴彦淖尔盟委要求，枢纽工程工作必须千方百计尽量早地截流、放水，为此，枢纽工程上的力量一律不准往外抽调。闸门安装工作，在合龙前十八孔全部安装好，在导流前必须安装起十一孔。枢纽工程所需电力，除工程局自有发电能力要充分运用外，巴彦高勒市发电厂要保证在闸门安装和大堤截流期间不发生停电事故。在时间上，巴彦淖尔盟委认为，要把时间落实到既积极又可靠的基础上。为此，盟委原则上同意枢纽工程五人领导小组提出的“三八”时间要求，最迟要在6月初放水，不能再往后拖。
拦河闸闸门及启闭机制作和提前安装好，成为截流施工的一个关键问题。通过北京市委的协助和制造厂的努力，闸门制作按期完成。
闸门的火车运输问题难以解决，运输要通过北京和呼和浩特两个铁路局，还需铁道部下达任务。施工指挥部开始派关羽去北京联系，难度很大，自治区副厅长李直前往洽谈联系。李直求见铁道部部长吕正操，几次因部长忙碌没有见成。抗战期间，吕正操在冀中平原任司令员，李直曾是他的部下。见面后，提及闸门运输问题，吕正操当即应允，并指定武竞天副部长安排解决。运输车皮解决后，又发现闸门超过车皮宽度，沿途有障碍无法通过。如将闸门割开重焊，有可能引起其结构变形，于是请求铁道部做特殊处理，允许超宽货物列车通行。请示吕正操部长后，得到批准，将沿途有碍通行的障碍物拆掉，允许超宽列车通过。工程局派人驻守沿途车站，报告列车通过时间，如有延误，及时报告，及时解决。在各方的大力支持下，闸门按时运到了工地。黄河工程局的职工胡景生同志承担了此次枢纽工程的闸门安装运输任务。
胡景生，1959年3月15日曾赴三门峡水利工程局培训学习，经过半年的培训，被分配到黄河三盛公水利枢纽工程处，即黄河工程局机电处推土班工作。在黄河工程局机电处工作期间，他曾聆听过内蒙古水利厅李直副厅长的讲话。胡老回忆说：“李直副厅长是个大个子，很胖。当时指挥部设在三盛公天主教堂的土路广场上，他给两千多名施工人员讲话，声音洪亮，他在讲话中激励学员说：‘你们是辽河、黄河水利工程的技术骨干，你们在水利战线上将大有作为……三盛公水利枢纽工程承担着八百里河套六百万亩土地的灌溉，工程意义重大。’”
进入1961年，由于胡老在三门峡枢纽工程培训时学习的是拖拉机碾压，所以被安排负责三盛公水利枢纽工程十八个闸门及总干渠进水闸九个闸门的拉运工作。
胡老回忆说，当时他开着“东方红”五十四型拖拉机把闸门从工地专用铁路线拉运到枢纽工程施工处，其他工人因为倒车技术不过硬，不能上车，只有他一人用了七天七夜，完成了拦河闸十八个闸门和总干渠进水闸九个闸门的拉运工作。
当时由于施工时间紧迫，在那七天七夜中，胡老只有在卷扬机起吊闸门和到施工处卸闸门时才能半睡半醒打个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