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小说的题材是没有什么限制的，凡是人类涉足的领域、产生的事件，都可以经过选择作为作品的题材。选材是小说创作的开始，选好题材则是艺术。从美学价值和社会意义来考虑，尽量选择我们这个时代、这个社会所需要的题材来写。唱响主旋律、凝聚正能量就是时代和社会的刚需。

　　张志国长篇小说《新生》（原名《河套剿匪记》）之所以深受广大听众和读者的喜爱，想必自有独到之处。我最欣赏的是《新生》的选材艺术和表现艺术，即写什么、怎么写的问题。这不仅是《新生》作者面对的，也是每一个作家在选材上都要独具慧眼，才能拥有创作源泉的初始底蕴、井喷般的艺术灵感、深度掘进的宝藏开采，这就是题材选择的巨大动能，对作家来说含有机缘和幸运，好的选材是作品成功的一半，《新生》的选材就占有先天优势。

写什么？

　　《新生》记录描写了新中国成立之初，河套地区错综复杂的历史画面。所记故事以绥远“九一九”起义为历史大背景，以河套地区新生的人民政权剿匪肃特为故事主线，记叙了政权接管、废保建政、取缔反动会道门、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婚姻改革、扫盲识字等一系列河套地区的大事件。

　　《新生》的时代背景，是小说人物生活的特定时代。作者将小说里的一系列人物，即主人翁——陕坝军分区参谋长刘生恺，以及刘生恺周围的重要人物，如陕坝地委书记沈新发、军区司令员杨维垣、公安局局长刘敬海、侦察科长雷勇、临河县委书记李桂芳、县长苗瑞凤、米仓县县长刘惠芝、副县长蔡子萍、红马连连长李财、白马连连长赵云、独立营营长米大奎、副营长王在为、公安特派员张有福、侦察员孙胜等众多的人物群像来反映一个时代的风貌、生活，将生活艺术化，这是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不同于其他文学体裁的特性。写出那个时代的特点，塑造那个时代的人物，再现那个时代的风貌，书写真实，还原历史，是作家责无旁贷的使命。既然是本土作家，怎能无视本土现象？讲本土故事是《新生》的选材。

　　《新生》在选材上立足于本土，讲好河套故事，弘扬文艺的主旋律。可见《新生》的选材是现实的，也是成功的。

怎么写？

　　小说创作说到底拼的是作者的生活积累、人生阅历和对这一切的体会和感悟。用社会生活的真材实料，写出生活气氛浓厚、底蕴深厚的作品，才不辜负读者的期望。《新生》讲述的历史，都是作者考证过的实有历史，经得起史学界的推敲。《新生》在艺术领域有过多项探索，也取得丰硕成果。这里重点谈谈《新生》的故事性。

　　《新生》用章回体讲好了一个河套本土的历史故事，在故事的流动中塑造人物。小说没有一个好的故事，就不能够引人入胜。而引人入胜的故事性，是中国小说的一个显著特点。

　　人活着就有事做，是事都是故事，是人都有故事，河套改天换地的历史大变革，又富含着怎样惊天动地的故事？讲故事不一定讲自己亲历的，听来的、看到的、读到的都是故事。有故事并不难，虚构故事更容易，但要讲好一个故事就有了难度。作家要善于讲故事，好作家同时也是讲故事的高手。

　　文学创作中的血肉、矿藏、绿叶又是什么呢？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作者的生活积淀和感悟。《新生》用生活细节的提炼，堆塑起的不同人物形象，由生活感悟到的真情实感，构成了《新生》中性格鲜明的人物和他们不同的人生。通过看作品，也使读者产生同感，即而产生心灵的共振、思想的共鸣。《新生》塑造的人物，好像就在我们身边的某个群体或家族中。他们说着河套方言，说四六句子、顺口溜，唱山曲儿、爬山调。无论说与唱，都幽默风趣，听着亲切，这就是《新生》塑造的人物，酷似我们的父老乡亲。这些人物的命运，就是一段历史或截面的显现。《新生》的众多人物，在特定的环境中置身于社会生活的不同层面，这就是文学形象的典型环境，通过人物升华为小说的典型形象。填补文学画廊中尚未涉及到的新人物、新探索、新艺术，是《新生》矢志不渝的艺术追求。《新生》中的人物是浓缩了同一类型的典型人物，烙印了时代的独有特色，他们是用生活细节堆塑起来的鲜活艺术典型，他们就是时代的雕像。《新生》的故事以国民党特务煽动起义部队叛乱和地方惯匪为非作歹为开端，以陕坝地委、军分区打击剿灭匪兵和国民党特务而结束，塑造了一批热爱党、热爱人民、不畏强暴、勇于斗争的人民指战员的光辉形象，深刻揭露了土匪、兵痞、特务的残暴行径与罪恶灵魂。

　　《新生》作者悟到了小说创作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