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建，小张元因革命有功，被阎锡山编为陆军营长，驻防五原。小张元治军无能，他的军队经常扰害地方百姓，绥远都统府多次接到群众控告，遂将小张元以扰乱社会治安罪就地正法。”

　　“李在呢？据说当年小张元的部众如鸟兽散。”刘生恺对这段历史早有耳闻，此时他关心的是李在其人。

　　第二十一回：李在悍匪发迹有史 百姓祸殃自古无穷

　　雷勇似乎意识到自己的汇报过于长篇大论，于是放下手中的文字材料，索性凭记忆继续汇报：“李在见自己的靠山毙命，遂灵机一动，投奔察哈尔西部镇守使陈希仪部，给该部骑兵连长小四子当了贴身护卫。小四子斗大的字不识一笸箩，但生性骄横，胆大无忌，经常纵部抢劫商旅富户。不巧在一次抢掠中，误打误撞触犯了外国教士。洋教士抓住小四子抢走其小轿车的罪状，向北京发出照会，北京军阀头子下令严加查办。陈希仪为摆脱干系，将小四子骑兵连全部缴械，并一个不留予以枪决。李在本来也随军驻在小四子军帐，恰好当日外出给小四子购买茶叶，因而幸免一死。他回到军营时，从当地百姓口中得知事情原委，当即掉头逃离，又投奔了盘踞固阳的匪徒烂眼柿子。”

　　雷勇不愧是侦查科科长，对于李在匪首的劣迹了如指掌，说到这里向着刘生恺笑笑，似在征询首长意见。他对自己的汇报心存忐忑，刘参谋长不仅重视调查研究不放过任何细节，而且洞察敏锐，善于追根问底，自己的汇报不得不翔实具体，但李在身世特别复杂，他又担心自己的汇报过于啰嗦，不得要领。

　　刘生恺却听得很耐心，一边听一边做着记录。他看出雷勇的顾虑，顺手把一杯晾好的白开水递过去，示意他继续往下说。

　　“李在在固阳烂眼柿子匪部混到二十五岁，已逐渐历练成胆大包天的一条大汉。他为人轻财好义，打仗勇猛无比，在匪帮中深受众人推崇信赖，不久即被拥为首领。李在不甘久居人下，在一次与官兵追剿部队的较量中，趁势率三千骑兵从固阳流窜到包头、五原一带，从此另立山头。”

　　“这应该是民国四年的事吧。”刘生恺停下手中的笔，抬起头看着雷勇插了一句。

　　“是的。李在接受以往小四子和烂眼柿子教训，号令匪兵严明军纪，寻找地主豪绅索取钱粮物件，都在统一号令下进行。他率部时东时西，驰骋往来，很快成为河套赫赫有名的一方霸主。但随着匪部的日益扩大，李在对匪帮中的老班底往往难以控制约束。李在虽在军中明令绑票不撕票、得财不伤主、好色不采花，但匪众越轨闯祸之事日有发生。李在有个叔伯兄弟李四，抓了一个小财主，叫通知家人拿银子来换命，那财主却硬嘴说：‘愿杀愿剐由你，就是活剥了我的皮也没银子。’李四一怒之下，果真把那人绑在柱上剥下一张整人皮。李四用这张人皮做了马缰绳，得了个活阎王的绰号。李四发明的请财神，曾一度使河套的地商大户闻风而逃，陆续搬走十之八九。对抓来的所谓财神，匪徒往往施以吊打拷问，按其家庭经济情况，估定票价。如有不允，或者投河，或者扔入冰洞，要么就赤身裸体五花大绑扔到荒郊野外喂蚊子。”

　　“这些匪徒真是丧心病狂，残忍至极。他们在作战打仗上有什么特点？”刘生恺一面听，一面提示着。

　　“蔡成勋任绥远都统时，决计整军剿匪，便动员各方力量，造成浩大的剿匪声势，李在匪帮不得已逃往伊克昭方向。当匪部到达河南大沙漠时，正值沙漠中狂风大作，十步以内看不清人面。李在见状，当即命部众停止溃逃，就地布置了一个月牙形军阵，以回击剿匪官兵。结果追剿部队被打得死的死伤的伤，溃败而逃。由此，李在声名更加远播，成为民间谈虎色变的传奇。”

　　“这就是所谓‘麻雀战’了。匪徒这一手很厉害，这也是具有河套地域特色的战法。”刘生恺饶有兴趣地说。

　　雷勇喝口水接着说：“直到民国二十年，阎锡山派兵进套剿匪，实行屯垦，李在的行为才有所收敛，但仍两次缴了屯垦军办事处驻军的械，逼着办事处交出三百石糜子，三百件皮衣，补给匪帮衣食。抗日战争期间，绥远国民军副总司令李大超率三个团与一个骑兵师退守河套，由师长门炳岳率领骑兵师守备在西山咀、乌梁素海一线，派另外三个团防守在以乌不浪口为中心的山前地带。这样便大大约束了李在匪邦的活动范围。后来傅作义率部进驻五原、陕坝，统兵数万，李在自知不敌，从此销声匿迹。抗战胜利后，傅作义部东进占领归绥、张家口和北平去了。李在见有机可乘，又将旧部召集起来，在狼山一带占山为王，为非作歹。”

　　说到这里，雷勇如释重负地站起身，提高嗓音道：“报告首长，我的汇报就这些。请首长作指示。”

　　刘生恺也站起身，此时，他的目光深邃而睿智，从容中现出几分掩抑不住的焦虑，但片刻之后，自信与沉着又重新回到他的面部。这是一种素养，作为指挥员，作为大战在即的决策者，刘生恺比谁都明白，压稳阵脚比什么都重要，他必须这样，他也能够做到这样。对于李在其人，刘生恺边听汇报边在心里反复掂量着轻重，权衡预案与决策是否可行。此人是剿匪斗争面临的第一个强劲对手，要出手就必得出奇制胜，既狠又准，一举制其死命。如若莽撞行事，行之草率，极有可能造成负面不良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