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相持不下之时，其中一人提出一个折中的办法，商号由两人轮流坐庄，每一年轮流一次，并依据古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将商号定名为“同义隆”。民国年间商号迁走，这里成为穷苦人落脚的一个自然村落，村人先是在山丘里挖地圪卜居住，后来建造了房子，房子建在沙丘之间的低洼处，往往顺势而造，方向不一，只要出入方便就好。因此村里人家的房门从东南西北哪个方向开的都有。陌生人走进村子，往往迷魂转向，一头雾水。而村子周围的丘陵地带，更是光线昏暗，道路奇诡。无意撞进丘陵中的人十有八九找不到出口，转来转去就昏了头，不少困死在里面。只有那些当地的惯匪，熟悉地理，行踪诡秘，才把这里作为藏身匿迹或行凶作恶的所在。同义隆正北是一条宽阔的通往后山的河床，一旦在丘陵无以立足，土匪就会顺着河槽溜进大山。

　　卢万惠纵容手下抢劫粮食、草料，凶残危害附近群众，他自己则与几个亲信藏身山中，选择一处险要之地占山为王。在乌加河渡口及附近村子被消灭的，仅是卢万惠匪部的一些零散人员。这些人大都是从外地流窜而来的，自知有今天没明天，破罐子破摔，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作垂死挣扎而肆意妄为。

　　受了惊的匪首卢万惠，既不敢与政府武装正面冲突，又不敢放纵手下出山行凶抢掠，东躲西藏，行止无踪，难以捕捉。加之山间空旷，土匪据险自保，直冲硬拼不易攻取。剿匪部队从陕坝出发，长途作战，劳师远伐，消耗不起，又难以奏效。刘生恺权衡再三，征得杨维垣司令员同意，与地方驻军取得联系，由绥远军区直接下令，命五原县境内驻邬家地的37军骑兵旅进剿叛军。

　　37军骑兵旅接受命令，决定采取智取之法。经数次与叛军交涉，达成将其收编的口头协议，同意卢万惠率部驻同义隆，收编为37军独立大队。卢万惠假意答应受编，但心中狐疑，随时准备另起炉灶单干，盘算着一旦驻地无法存身，就重操旧业，进山打游击。

　　卢团匪性不改，在驻地窝藏地主、特务、土匪，并经常四出骚扰乡民，民怨沸腾。一个月后，37军军部命骑兵旅突然将卢团包围，就地缴械。骑兵旅旅长安恩达担心夜长梦多，连夜将卢万惠押送绥远军区，又将匪部排长以下官兵混编各团，组织学习培训，令其改过自新，重新做人。

　　未久，绥远军区将卢万惠与其同伙等六人判处死刑。

　　经培训班耐心说服教育，改编后的不少士兵幡然悔悟，主动向旅部揭发副旅长谷耀武的叛乱事实。此前，安恩达曾派副旅长谷耀武带两个团剿匪，谷耀武将卢团陈永胜连收编，安恩达按照军部旨意，令谷耀武将陈永胜连就地缴械，以防不测。可谷耀武却私下与陈永胜结为生死结拜弟兄，密谋一起上山打游击，随后将陈永胜及其亲信放走，谎称陈永胜从关押处挖地道逃脱。谷耀武押着其余40多人回驻地，走到天吉太桥时停下吃馆子，只派两个兵看管俘虏。匪徒知道有机可乘，一哄而起，抢夺枪支逃跑。

　　谷耀武回到驻地后，自知罪责难逃，于是照着自个儿大腿开了一枪，编造一通弥天大谎搪塞过去。旅长安恩达疑心事出蹊跷，但一时没有证据，也就没有追究。不料收编的士兵说出实情。安旅长当机立断，将谷耀武逮捕关起来审问。谷耀武在酷刑之下，交代了自己加入军统特务组织的经过。安恩达遂将谷耀武连同审讯材料一并送绥远军区法办。

　　在审理谷耀武一堆黑材料过程中，又牵扯出36军直属骑兵旅副旅长高理亭的案件。高理亭是个老牌军统特务，1934年即加入国民党特务组织，在庐山受过专门训练。日寇侵华时，高理亭充当汉奸，在绥西联军王英豪手下任团长。起义前，他任骑兵整编十三旅旅长，因情势所迫而参加起义。改编后部队奉命在中滩修筑黄河大坝，高理亭利用合法地位“借水养鱼”，进行了一系列特务活动，纠集反动势力组织“护路队”，作为开展特务活动的基础，同时给惯匪李在提供枪支弹药，策动武装叛乱。1950年4月间，高理亭派其心腹潜入香港，与台湾取得联系，被任命为“华北剿共军绥远骑兵司令”。高理亭接受任命后，委任了参谋长和政治、军需、联络等主任，搜罗了八个团长及下属连长，大肆扩充力量，加紧策划叛乱，预备携带枪支，上山公开与新政权对抗。谷耀武正是“华北剿共军绥远骑兵司令”秘密委任的第一团团长。

　　刘生恺从卢万惠、谷耀武、高理亭的连环案中，敏感地觉察到敌情的复杂与剿匪斗争的严峻。从地方保安到起义后的驻军，从一般匪兵到中下级军官，心怀叵测的人不在少数。河套地方驻军36军、37军都是傅作义的旧部，两个军各下辖三个整编师外加一个骑兵旅。部队自起义以来，秩序总体上是平稳的，但蓄谋叛乱或摇摆观望者都是潜在危险。特别是骑兵部队，仗着其反应快速的作战优势，每有风吹草动，就少不了来一番蠢蠢欲动。他记起“九一九”起义时绥西傅作义老班底军中头面人物孙兰峰的桀骜不驯，想到傅作义将军的冒死返绥与苦苦相劝。他的脑中冒出一个不祥的概念——“政治土匪”。国民党溃退前夕有计划有组织留下来的正规武装、行政人员和特务，是河套出现大群政治土匪的背景，这些突然冒出来的军事集团名目，背后是隐藏在暗中的国民党特务所为，而特务的后台正是不甘失败蓄谋反攻大陆的台湾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