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与开渠种地结合，地商便应运而生。地商在清末短短几十年内，很好地完成了河套近代水利开发的第一阶段任务，从而产生了地商经济。
在清末河套水利开发中，王同春作为地商的杰出代表是被社会公认的。他以精通从黄河上开渠引水灌溉而出名，成为当时的“水利大家”“工程专家”“开渠大王”。当时，开挖渠道没有任何科学仪器，王同春将十个柳编水斗涂成白色，悬挂在木杆上，每隔几十丈，立一白水斗，以此测定开渠的坡度。王同春首先历经八九年，完成义和渠的开挖；同时自修完成沙和渠、丰济渠两条干渠，设计和施工都由他独自负责；集资合作开挖刚济渠和新皂火渠两条干渠；参与指导开挖永济渠、通济渠、长济渠、塔布渠、杨家河五条干渠。上述渠道，经过历年的修挖和调整，前后形成河套灌区十大干渠的基本骨架，王同春也成为河套富甲一方的“河套王”大地商。
王同春生前勾画的《复兴后套计划渠图》，曾设想把河套的各大干渠从西到东挖两道渠连通，以便调剂上下游渠道的水量余缺。他还主张将乌加河黄河故道疏通，再由王六子壕挖通退水，以期一劳永逸。王同春善于选择引水渠口，他利用“吸水法”，“上引下拉”，保护“流水畅旺”。另外，他有一套测量地形的土方法，如在黑夜中叫人点上三盏灯，放在地面的一条线上，然后他爬在地上一段一段地倒换观测地形高低，并打桩标记，以决定渠道开挖的深浅。
王同春同当时的人们团结治水，奠定了近代河套水利开发的基础。
姚学镜在河套地区办垦期间，在《五原厅志略》中最早绘制了河套渠系图，为后人保留了一份原始的渠道资料，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辛亥革命胜利后，中国进入了长达十七年的北洋军阀黑暗统治时期，河套水利陷入荒废状态。
当时，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以传教与买办结合的形式，逐渐渗入河套地区，在河套地区霸渠霸地，搜刮民脂民膏，在河套西部建立起教堂十四处。范长江在《中国的西北角》一书里也写道：“教堂于宗教之外，兼办水利、农业以至于保安等工作，种地的农民不入教就不能种地。”
而在东部，因受到王同春的抵制，五原、安北一带基本未设教堂，从而使河套东部的水利开发较西部快了二十年。
在水利困顿时期，河套水利在艰难中前行。原因是，在没有官办水利的地区，少数地商仍在发挥积极作用，如杨家河的开挖就是这样，地商想碰碰运气；另一方面，教会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也得挖渠，如集资挖黄土拉亥河。教会同意地商开挖杨家河，也是因为这是对教会直接有利的事情。还有一些新垦户为改善浇水状况，自愿集资合作开挖一些小渠，不受官办水利的影响。
过去的河套地区处于极度封闭和通讯手段落后的情况下，河套水利不被外界所知晓，近代河套水利开发历经七八十年之后，才引起人们重视。
民国十八年，即1929年4月28日，绥远省政府建设厅召集第一次“包西”各渠水利会议。会议经过建设厅一年的筹备，由厅长冯曦主持，这是河套水利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促成了河套“水利中兴”的局面。
河套水利在绥远省建设厅接管的十年内，出现了“水利中兴”的大好局面。除对水利管理整顿，建设厅对已大部分淤积的干渠进行岁修，此外先后进行了两次大规模整修，大大改进了各个干渠的引水、输水、配水和灌水的状况，使灌区得到了改善。在这期间，群众开挖的私渠有民兴渠、三大股渠、合济渠。除公私两种渠外，还开挖了屯垦干、支渠三十多条渠，由屯垦部门自挖自管，对河套水利贡献不小，有效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灌区出现“水利中兴”的局面，主要是因为当时政治局面稳定，清除了杂牌军势力，特别是傅作义1931年兼任绥远省主席，加紧剿匪工作，为生产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1932年至1938年间，阎锡山控制山西和绥远两省，编制《绥西屯垦计划纲要》，抽出四千多兵力，垦殖河套土地六十万亩，这在当时是闻名全国的。屯垦同样是以水为先，开挖了小干渠二道、大支渠二条和一些田间工程，基本上属于土法配套和灌区改善性质。凡过去渠中带“惠”字的，一般都是屯垦队所挖，用指挥开渠的营、连长名字的一个字加一个“惠”字连缀而成。此外，还创建了草闸工程，聘来一批专业人才。如“川惠渠”和“华惠渠”，就是由技士王文景经过勘测设计施工的，这是河套灌区第一批经过正式测量和设计的渠道。屯垦水利兴办时间不长，范围也不算大，但对原始的河套灌区来说是有示范作用的，影响较大。
建设厅接管合同灌区期间，主要着重考虑抗旱，设法多引水，没考虑防洪，及时控制水量，使灌区水量失去平衡，渠道决口增多，淹地面积扩大。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河套水利遭到日本侵略者的破坏，傅作义领导的五原战役“引水阻援”抗击日军，对水利工程造成严重破坏，但却书写了“五原大捷”的辉煌战果。
1940年至1941年，傅作义针对河套粮食供应不上，以及由于战争造成的水利瘫痪的现状，明确提出“民养军，军助民，军民合作发展粮食生产”和“治军与治水并重”的口号，开创了河套水利史上军事水利建设的先例。部队十万兵工修渠，食宿自行筹备，减少了地方负担。凡水利工人，一律免征兵役，不抓壮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