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工四年中，有两个春节他没有回家，一直坚守在施工的工地上。甚至连他的老母亲病重，后在呼和浩特市病故都没能回去看上一眼。“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在三盛公水利枢纽工程施工总负责人李直的身上得到了悲痛的上演。在施工中，李直与干部、技术人员同甘共苦，从不搞特殊。施工中，内蒙古自治区高层领导有的提出自古以来从未有人截流过黄河，对大坝能否顺利截流产生疑虑。李直列席了由杨植霖书记主持召开的内蒙古党委常委扩大会并汇报了工作。参加内蒙古自治区常委扩大会的有王铎、奎壁、王再天、王逸伦、胡昭衡等常委，政府副主席高培增以及内蒙古计委、包头市、巴彦淖尔盟、伊克昭盟的党委书记等。李直在常委扩大会上庄严地立下军令状，保证完成截流任务。常委扩大会散会后，杨植霖书记叮嘱李直说：“这可是承担着‘杀头’的任务啊！”
李直在三盛公水利枢纽工程截流进入关键时期时，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面对质疑与责难，毫不退缩，毫不犹豫。在那个年代，他冒着可能被追责的风险，承诺黄河一定能截流。俗语说“艺高人胆大”，作为枢纽工程总负责人的李直这胆量又来自哪里呢？是来自对党无限忠诚、对人民全心全意服务的赤胆忠心，来自敬业奉献的精神，来自要完成河套地区人民驯服黄河千年梦想的使命感。
李直同志一直牵挂着三盛公水利枢纽工程。有人告诉他，三盛公水利枢纽工程可能出了问题，拦河闸上下没有水位差，可能是水从河底把枢纽工程淘空了，他的心立马悬起来。后经黄委会的技术人员检查说，枢纽工程没有什么大碍，他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他一生工作直至离休，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三盛公水利枢纽工程的运行情况，只要有人提到三盛公水利枢纽工程，他就情绪高昂、感慨万千……三盛公水利枢纽工程是他一生的荣耀。
三盛公水利枢纽工程将汹涌澎湃的黄河水拦腰斩断，成功截流合龙，之后河套儿女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开挖总干渠灌溉农田。历经半个多世纪，三盛公水利枢纽工程巍然矗立在汹涌澎湃的黄河上，如今已成为国内著名的集灌溉、发电、旅游观光为一体的水利设施和风景名胜区。
六
那时的人们在开发河套平原的过程中认识到“农以水为命，水以渠为先”的道理，所以，配套三盛公水利枢纽工程，开挖黄河总干渠灌溉农田成为必然。
从1958年8月25日开始施工到1961年，开挖黄河总干渠的施工人员采取“边开挖、边利用”的施工方法，先开挖了临时断面，后扩建到施工的标准。黄河总干渠是河套儿女们通过锹挖、肩挑、背背、车拉，一锹一锹挖出来、一担一担担出来的。施工的人们忍受着吃稻稗子面、玉米窝窝俗称的“小高楼”带来的营养不良、干肠密结的生活艰辛，住着“土窖子”、瓜茅庵等简易工棚，忍受着阴冷潮湿、风沙侵蚀雨淋的艰难困苦，克服着重重困难。他们采取“农忙小搞，农闲大搞，忙闲结合，不误农时”的原则，利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开挖出了总干渠。总干渠由于渠道长，断面大，输水能力强，能通过五百多个立方米每秒的流量，所以，人们亲切地称之为“二黄河”。
“二黄河”叫起来既亲切又骄傲，听起来让人感到鼓舞。 二黄河的开挖，将“黄河百害，唯富一套”，改写为“黄河百利，富及全民”，当时巴彦淖尔盟提出的口号是实现电气化、机械化、自动化。
物资匮乏，人民的生活贫穷窘迫。但是，参与开挖总干渠的工人们不屈不挠，顽强奋战，为了使黄河水早日截流，河套大地灌溉早日受益，时任巴彦淖尔盟水利局局长的康玉龙、工程师陈靖邦因地制宜提出了总干渠的开挖缩窄断面的设想，即宽度缩窄，长度缩短，缩短战线，集中施工。在具体施工中，就像民工们所说的，渠背变渠壕，渠壕变渠背，工程师梁九顺根据他们提出的意见进行了设计。方案最终经内蒙古人委的批准同意后，决定总干渠四闸至五闸以下暂缓开挖，将五原县与乌拉特前旗施工的工人调往二闸以上进行施工，从而实现总干渠的及早灌溉、及早受益的目标，以后再逐步完善扩大总干渠的断面和长度。施工中坚持固定人数搞施工，常年施工。黄河总干渠前后经历了十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了开挖配套。
黄河总干渠是中央、内蒙古自治区列入重点投资的项目。内蒙古党委高度重视工程的实施，密切关注着总干渠工程的进展情况。总干渠首次行水，渠道两侧渗漏严重，渗漏水浸泡了磴口县附近地区的部分农田与房舍。当地群众给总干渠编了一句顺口溜：
东有黄河西有沙，铁路公路中间插，总干渠泡得房倒塌，左思右想没办法。
当巴彦淖尔盟委上报给内蒙古党委，总干渠由于放水造成了渠道渗漏，内蒙古党委立即研究决定，对因渗漏造成受损的群众进行赔偿。赔偿清查工作组逐村逐户进行损失调查，包括农田、房舍，甚至场面、鸡窝都作了详细登记。同时，自治区水利厅决定在渗漏严重的总干渠段落左侧开挖截渗沟，并修建多座与干渠交叉的工程。工程于1964年完成，总干渠渗漏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这就让老百姓从中体会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挖的总干渠工程，而不是从前国民党时期的水利施工。过去黄杨闸施工，向老百姓征收了大量的钱财和粮食，结果只做了老百姓后来所说的“饮马坑”“坑人坑”，工程不了了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