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五六十年代，河套儿女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在各级水利技术人员的支持下，兴建三盛公水利枢纽工程、开挖总干渠、开挖及扩建疏通总排干，这是河套儿女改天换地改造大自然的一次又一次的伟大实践。
四
作家肖亦农在《毛乌素绿色传奇》一书里叙述道：“20世纪二十年代，法国考古学家桑志华、德日进在河套被称之为前套的伊克昭盟萨拉乌苏流域发现了‘河套人’的上门齿，亦称‘铲形牙’。据人类学家魏敦瑞考证，六七十万年前的中国北京猿人，一百万年前的山顶洞人以及商代人上门齿都是铲形牙，现在的中国人亦具有铲形牙。这是中国人独有的生命密码，国内外许多考古学家的考证都证明，世界上其他人种不具备铲形牙。”
2006年，鄂尔多斯博物馆宣布，根据最新的科学测定，“河套人”的生存年代应在七万年前。这个认定，使“河套人”声名鹊起。
五
河套地区得益于黄河水的浇灌，土地肥沃，这里的土地用20世纪七十年代时任巴彦淖尔盟委书记的李贵同志的话说就是“河套这地方种甚收甚；收甚，甚好吃”。
生活在这样的土地上，勤劳勇敢的河套人民不满足于“两饱一倒”的生活，蹚着齐腰深的冰冷的黄河水，每年的三四月份，千人以上的民工如纤夫拉船一般，把黄河水引来河套地区自流浇灌。从黄河自流引水的渠道口最多时曾达四十多条，因受到黄河主流摆动不定的影响，引水口也不可能固定，水位、引水流量均不能保证。洪水时，流量大；枯水时，引水不足或引不到水，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水大流漫滩，水小引水难”的被动局面。到了冬季，只得再次发动民工用白茨等打草闸用的物品打住自流灌溉的引水渠。这样无形之中就会造成引水渠道清淤频繁，为此河套灌区的百姓苦不堪言。河套人就用这样的方法去耕种河套的土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生活在这里。
如何驯服黄河，收放自如地灌溉利用黄河水，造福河套人民？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国家水电部、黄河水利管理委员会的高度重视下，各级水利工程技术人员经过十年的酝酿，曾多次实地勘察、设计、论证，准备截流黄河，有效利用黄河水。经过艰苦奋斗，艰难施工，八百里河套大地上一首制灌溉黄河水终于由梦想变为了现实。三盛公水利枢纽工程经过广大工程建设者的精心构想、勘察设计、施工建设，终于将奔流不息的黄河水成功合龙截流。流淌在河套儿女心中激动的心情宛如滚滚黄河水一般，欢腾着，宣泄着，那份喜悦、那份甜蜜无以言表。
人们站在冰冷的黄河水里捞挖自流引水渠，落下了严重的静脉曲张、关节疼痛等疾病，但他们也喜在脸上，甜在心里。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河套人应有的职责与担当，八百里阡陌纵横的土地需要黄河水的浇灌，近五万名建设者日夜奋战在三盛公水利枢纽工程的工地上。他们克服施工条件差、作业艰苦、黄河截流经验不足等困难，勘察、设计方案经过多次论证、修改，又聘请原苏联水利专家实地帮助指导，每一步都做到了精益求精，科学论证。同时，充分尊重群众土法治理黄河的做法和经验，发扬他们的首创精神。土洋结合，力求科学合理施工，在国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成功合龙截流黄河。
筹建三盛公水利枢纽工程的总负责人、黄河工程局局长兼党委书记、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厅副厅长李直是三盛公水利枢纽工程实施中的杰出代表。他曾在兴建黄杨闸时协助绥远省水利局局长王文景，在社会秩序混乱中，面对土匪抢劫毫无惧色，四处奔波，协调联系，保证了黄杨闸1952年的按时建成放水。正是因为他的突出贡献和表现，在筹建三盛公水利枢纽工程时他被组织委以重任。走马上任后，他风尘仆仆赴施工工地部署开展工作，路过家门都没有回去看上老母亲一眼，大有“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豪迈与决绝。
筹建三盛公水利枢纽工程可以说是一张白纸绘蓝图，一切从头开始，百废待举，施工设备、组织施工的干部以及技术人员都毫无着落。李直立即赴京，请示水利部副部长李葆华，李葆华副部长指示由三门峡工程局给予支援。李直又马不停蹄地奔赴三门峡工程局请求援助，而三门峡工程局负责人面有难色，没有答应、承诺。李直又辗转奔赴武汉，再次找到了在那里参加中央会议的李葆华副部长，同时，意外见到了参加中央会议的内蒙古自治区领导乌兰夫同志。李直向领导陈述了赴三门峡工程局请求援助未果的难处。
中央会议结束后，李葆华副部长亲自带领他赴三门峡工程局搬兵求援。于是，三门峡工程局派出马超、韩金城等工程技术及管理人员赴三盛公水利枢纽工程组织领导施工，直至三盛公水利枢纽工程完工。同时，还支援了技术干部和技术工人，并培训了施工技术工人两千多名，这些培训回来的技术人员成为三盛公水利枢纽工程施工的骨干力量。
李直为了三盛公水利枢纽工程的开工建设，争分夺秒，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又奔波于上海、北京、天津、大同和大兴安岭之间，联系施工用的轻轨、水泥、木材和计划外定做加工的启闭机、拦河闸闸门等材料、物件。这是在国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组织施工筹建的三盛公水利枢纽工程，面对的困难和窘迫是可以想象的。作为总负责人的李直，一头扎到工地，一干就是四年，其劳累、艰辛和紧张是不言而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