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军人眼疾手快，腾地将身子跃起，一个鹞子翻身，右脚不偏不倚正踢中那大嘴军官的后背。大嘴重重地扑倒在地，摔了个狗吃屎，“哐”的一声，手枪丢在一边。青年军人上前脚尖一点，手枪到了手上。

　　几个士兵见状，一齐围过来，摆开与青年军人决一雌雄的架势。只见那青年军人面色严正，毫无畏惧，熟练地把枪插入腰间，忽然将身子一蹲，一个扫堂腿，将四个士兵横扫在地。围观的人群，发出一片唏嘘：

　　“打得好！国民党的胡子兵！”

　　“狗改不了吃屎！光天白日欺负老实人，路断人行没了王法！”

　　“一物降一物，打死这几个兵痞子！为民除害！这是新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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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嘴军官见势不妙，说一声：“有种你等着！这笔账且给你记下！弟兄们走！”几个士兵从地上爬起来，跟着自称马大爷的头头，从人群中挤开一条缝，溜了。这时人们定睛看那青年军人，身着一套干净的半旧黄色军装，下面打着绑腿，脚穿一双普通的胶鞋，鞋带儿扎得结结实实。清俊的脸庞略显消瘦，五官棱角分明，两眼炯炯有神，两道剑眉高挑。此刻，青年军人面对歹徒时的怒气早已烟消云散，满面春风和煦。他看看围观的人群站着未动，平和地对大伙儿说了声：“大家散去吧，没事了。”说完重又背起背包，健步向西走去。

　　这青年军人不是别人，正是上级军区派到陕坝军分区担任分区参谋长兼剿匪指挥员的青年才俊刘生恺。此人年方二十八岁，原任绥远省骑兵某师政治委员，此次受命进套剿匪，此时正行进在奔赴河套地区政治军事文化中心——陕坝镇的路上。

　　刘生恺一面迈着阔步赶路，一面瞭望道路两旁碧绿的田野，一垄一垄的麦苗刚刚破土而出，生机勃勃，麦田在和风的吹拂下散发着几乎不被人察觉的馨香，白脯黑羽的野鹊子在田埂上飞舞，啾啾欢叫，竞相翻转出灵巧而美丽的花样。好一派赛江南的后大套春景！这麦苗，这阳光，这沃土。眼前这一切熟悉的景象，勾起刘生恺对往事的回忆。

　　那还是春节刚过的第二天，即将奔赴河套陕坝地委出任陕坝生产建政工作团团长兼地委书记的沈新发找自己谈话。沈新发开门见山说：“根据中共中央华北局指示，中共绥远省委决定派生产建政工作团进驻绥西，任务是按照中共与国民党绥远省政府谈判协议精神，逐步接收国民党的各级政权和军队，实现地方解放区化，军队解放军化。中共绥远省委和省政府抽调了一百六十名干部，组成绥西生产建政工作团，让我出任工作团团长，同时负责陕坝地委党的工作。据悉河套地方社会治安问题较多，特别是地方上的土匪势力猖獗，那里是你的家乡，你熟悉那里的情况，我已向组织上推荐并得到同意，由你出任陕坝军分区参谋长，与司令员杨维垣搭档，一起担负起剿除地方土匪的重任。”

　　刘生恺爽快地表示：“既是组织决定，又有老首长的保举，我义不容辞愿意承担这一任务。后套是我家乡，离开这么多年真有些想家，很想回去看看家乡的变化。”

　　沈新发说：“工作团的任务是协助接管起义部队，组织发展民兵地方武装，健全公安队伍，建立和完善各级政权，稳定社会治安，组织发动群众，恢复生产。为了保证任务的全面完成，剿匪肃特的工作必须在半年内完成，你要做好打硬仗的思想准备。”

　　刘生恺挺身表示：“生恺愿为家乡新政权建设保驾护航，我绝不辜负组织与首长对我的信任。”

　　沈新发说：“即将奔赴河套的全体工作团成员要在归绥接受短期培训，你准备一下，给同志们介绍一下那里的自然社会情况。”刘生恺沉吟片刻，点头应允。

　　短期培训结束后，沈新发即于1950年2月23日离绥入套。到达陕坝后，又几次电话催促要刘生恺尽快赴任。沈新发在电话中说：“这里形势严峻，土匪活动频繁超出预料，已经危及到工作团的安危。地方驻军均为起义部队，对剿匪的事多持观望态度。军队与地方党政关系敏感，调动部队的事需要十分谨慎。”

　　刘生恺从沈新发恳切焦急的语气里知道，自己将要承担的剿匪任务是个硬仗，而且形势紧迫犹如燃眉，急需尽快到任开展工作。他向绥远军事学院干训班提出申请，提前结束了学业，在参加了学院举行的“青年军政干部清明烈士扫墓活动”后，即踏上奔赴新岗位的征途。

　　刘生恺从归绥出发，乘火车到包头，又转乘黄河上的大木船到达临河正南的水桐树渡口上岸，决定步行到达陕坝，顺道来一次民情社情暗访。

　　第六回：跛脚二才山曲悠扬 马道桥头歹人寻衅

　　刘生恺出了解放街，紧走几步登上蟾精渠高高的渠棱，一座古老的木质大桥展现在眼前。这是一条古代东西往来贸易必经的道路，时有驼马商队往来，蟾精渠开通后驼马通行被阻隔，就建了这座桥，马道上的一座大桥，故名马道桥。马道桥已有近三百年的历史，几经破损又几经修复，现在的木质桥体还是当年傅作义驻军陕坝时的杰作。

　　刘生恺在桥上伫立片刻，望一眼滚滚滔滔的渠水，浑黄浑黄的渠水上面漂浮着点点腐朽的杂草或枯黄的树枝，时而发出汩汩的杂音。他深深吸一口清凉而略带泥土味的空气，周身感到久违了的舒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