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到1952年以后，因修成黄杨闸，乌拉河进水得到了控制，退水减少，到1961年6月调查时，太阳庙海子面积已减少到不足2平方公里，加之水浅，海水浓缩，鱼类大量死亡，再到后来已基本干涸了。现在那里被辟为太阳庙农场。

　　屠申泽是为西汉时代农垦区提供灌溉水源的一个大湖，其面积约为700多平方公里，若此，是略大于两千年后的乌梁素海的最大面积。一个在西，是旧黄河的进水口，一个在东，是旧乌加河的出水口，此生彼消，二者有无相关关系似乎还可以探索。

　　以上所说黄河入套口部以下分为南北二支，也就是南河与北河。两千年来更有明显的变化，但大变化是在近300年以内发生的。谭其骧在《产河》一文中对此有专门论述，他指出，自《水经注》后，传世历代图籍鲜有详载河套黄河河道具体方位的，唯北河为主流，南河为支流，此一基本形势不变，至明代后期犹有明证，以后变化在清代。他说：

　　“清初河势始变，见于康熙实测《皇舆全图》者，已不复为南北二河，而系初分东西二派，继而分南北中三派。此外，北派又有若干岔流。唯各派宽狭略相等，不辨孰经孰支。三派以何者为正，是其时北河已渐湮塞，而南河尚未发展为经流也。至乾隆《内府舆图》，河形亦旧，独将南支加粗，盖至是而主流南趋之势，始成定局。据此，则南北河支经位置之倒置，殆始于顺、康而成于雍、乾之际，自后遂以新河称向之南河，旧河称向之北河，旧河日就涸废。同治、道光以来，即不多以黄河目之，改称乌加河，而新河独擅黄河之名，至新旧两河之间，自经蒙旗放垦，灌溉大兴，旧日支津岔流，不久悉为人工渠道所代。”

　　以上引文，对南北河的变易已说得很清楚。这里要指出的是南北河的变迁与河套平原水利开发的关系，因为河套地形是西高东低，南高北低，唯有北河湮灭，改流南河，才有可能利用自然地形以西南-东北向大规模地开渠引水灌溉，否则不可能。另外，北河断流后，这一段天然河道尚保留着较深的河槽，为未来的河套灌区提供了一个优良的总退水通道，没有这一条河槽，河套灌区的全面开发也将不可能。

　　其次来了解一下乌加河的变迁。

　　乌加河的起源，是在北河断流后改称的。对北河断流的时间目前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在同治、光绪年间，一说是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后者称断流是在上游被泥沙和风沙淤断30里，从而使黄河完全南迁，北河合流到南河，此说要比前者早二三十年。何者为正？可以继续考证。而乌加河成为河套平原上一段最完整的故河道遗迹却是显然的。

　　在清朝，乌加河一带原系鄂尔多斯部达拉特旗的放牧地，当地民众就给乌加河起了个蒙古语名字为“乌兰加令”，后转称为“乌加河”，意即“红色的老黄河”，或“河的一端”，或“尖河”。由于乌加河上游失去水源，自光绪年间至民国十七年的50年间，因天旱还曾干涸过几次。能给乌加河补水的，一是黄河上的天然岔流汛期溢泄的洪水，二是狼山各山沟暴发的洪水，这样补水的结果反而加速了乌加河的淤积过程，加之上游受到乌兰布和沙漠东侵的掩埋，使乌加河河槽越来越浅，排水能力也随之减弱。

　　晚清大臣贻谷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出于垦务的需要，为弄清乌加河的情况，特饬令西盟垦务总局会办元凯大人绕河西行，入阿拉善境，寻乌加河古道，由西而东调查乌加河是否可以利用，并且令元凯“溯源寻流，熟查调度，绘图详覆”。当然这次调查属于踏勘性质，并没有用科学仪器测量，所绘原图也多属于对地貌的概括描绘。同年12月17日，西盟垦务总局总办姚学镜专门禀报贻谷关于乌加河的详细情况：“绵亘七百余里，河身宽二百余丈至二三十丈不等，形如弓背者为黄河故道。卑职循河故迹，东由王柳子毫至红门兔，长约百里，地极洼下，众流所聚，俗名曰乌梁素海，淤平不辨河身者约十七八里，而河势宽泛，漫无际涯，由红门兔至梅令庙西坝，长一百九十余里，岸宇整齐，河道疏通，稍加修复便即可使用。又梅令庙迤西至义泰魁长约二百四十余里，或沙山积压，横亘河中，或土垄淤塞，深谷为陵。而河岸节节为山水冲刷，缺残断续，应须一律培堤，而浅者深之，塞者通之，计大工十四段，统计约有三十余里。又至义泰魁西行数里，河身分为两道，一循北山根至可可淖，沙山横压，渺无踪迹；一由西南入于杭锦之西巴嘎，土人呼为罔罔午作河，蒙古人呼为老不更河筒（老不更者，译言旧大河也），迄西则呼为沙沟堰，长约一百二十余里，沙山横亘，势若长峰，宽长不等，高下悬殊，其中河身间断，有之不能通畅，挑浚移沙，疏导维艰。再由纳只亥至大河口，七十余里地均平坦不辨河身，寻源溯流，平沙无垠，仅有准格尔教堂所挖之渠，宽仅三丈余，无复当年河道影响。……访诸士人及年老蒙古人，咸言多年淤塞，故口无存。”

　　元凯经过几个月的勘察而绘制的《贻谷将军派员测量乌加河图》，为我们保留了一份珍贵的乌加河河道变迁资料。该图与文字说明，也是对当时乌加河河道变迁的详细记载。从中可以看出，在几十年中，乌加河的淤积情况是极为严重的，利用乌加河作为灌区各干渠退水之尾闾，基本上是在1928年以后，在此之前随着水利的开发，原先挖成的八大干渠是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后相继与乌加河和乌梁素海接通，但都是基于灌溉的需要而开挖浇地的小渠道，而且时断时续，并不是作为固定的退水渠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