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幕中，忽闻巴拉吉尼玛老师因病离世，悲从中来。时值华夏围战疫魔，不能亲往送别，遂垂泪作文，以寄哀思。
巴拉吉尼玛老师，1938年出生于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右翼中旗，1963年毕业于内蒙古大学，入职内蒙古日报社，晚年任内蒙古北方民族文化遗产研究会会长和内蒙古大学兼职教授。
水深静流是修养
地球上有那么多人，我有幸遇到了他，并旁观了高手的“狩猎”。
1986年春天，在内蒙古河套平原，那天，巴盟农管局办公室通知有《内蒙古日报》记者前来采访，请陪同。我作为该报的新闻通讯员，同时也是初出校园、涉世未深、教育转岗新闻宣传的新兵，得此消息欣喜万分。据说他是该报的“首席记者”，“曾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发表过多篇新闻作品”，“是蒙古族继萧乾之后第二位战地记者，蹲过猫耳洞”。
在会议室，局班子成员、科室负责人在座。宝音乌力吉、张景禄二位局领导早年也曾在该报驻巴盟记者站工作过，所以他们是老友重逢，格外亲切。只见他，身材高挑，气宇轩昂，举止端庄，风度翩翩。自我介绍慢条斯理、低调谦和，开场并未自说“高级记者”“获奖”之类，直奔主题，“巴盟农垦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的试点地区、单位，近年来进行了多项大胆实践和探索，请大家介绍巴盟农垦改革的个性化特点，在大破大立中发现的新情况，目前正在突破的重点和难点，需要政府做哪些方面支持，你们的经验对别的地区有哪些启示和借鉴作用”。
他分明是奔大主题、奔改革开放来的，是要用研究、做学问的方法来解析大时代，不是来听汇报、拿材料、写表扬稿的。来者出口不凡，闻者心领神会，在座者思路大开，畅所欲言，滔滔不绝，从全国到巴盟，从农垦到地方，深度挖掘开来。
采访结束，稿件准备在显著版位刊发，而恰这时，巴盟这边又接到国家农垦部的最新信息，局里想把此内容给他，可由于当时文字传输条件不好，需我去呼和浩特市面呈并作介绍。巴老师接到材料，建议我先住下，次日参加稿件修改方案讨论。我心里略有犹豫，“你们大腕开会，我一个基层小通讯员参加合适吗？”他说，“这是机会，不能错过”“修改稿件学问可大了”“主动听取批评意见，克服人性弱点，是记者职业的基本功”。
次日晚上，我在报社招待所餐厅橱窗排队买饭，忽然从背后探来一只手挡了一下，“别买了，回家吃”。我一看是巴老师，连忙说不、不打扰了。他二话没说，把我手里的空碗夺下放回橱柜，示意走人。真不好意思，相识不久，长辈如此抬爱。
进到家，他爱人张继霞同样热情，当时她在自治区政府工作，下班后急忙备炊，荤素搭配，饭菜丰富，把一瓶压箱底的好酒也拿来分享。受宠若惊，好不感动。
当晚，巴老师搞到一张文艺晚会的票，送给我，说“你来呼市一趟不容易，去开开眼界吧”。看完晚会我才知道，演员都是来自北京的当红明星，一票难求，高价也买不到。连他们的两个孩子也没看上，我心里真的很愧疚。
后来，在《民族画报》封面上，看到了巴老师夫妇身着民族服装的合影，优雅，端庄，大方。不禁想到一句话：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精益求精是习惯
另外一次在巴盟的采访活动，也让我受益匪浅。
上次采访时，巴老师了解到巴盟国营农场与以往采访的乡镇不同，农场虽分布于6个旗县，但隶属于农管局“条”管，各乡镇属旗县“块”管，体制有异。于是，他这次开始仔细剖析农垦系统组织机构的特殊性：农管局系属盟委行署直管，与其他旗县享同级别行政待遇，号称“第8个旗县”，但又不具地方行政管理职能。农场管理的劳动者是国家农业工人，而乡镇管理的是农民。农场土地是国有，乡镇土地是集体所有。国营农场的作用是地区规模化、大机械、现代化农业示范引领，农场建设小规模、大群体的“家庭农场”，而乡镇是农民包产到户、自给自足的小生产模式。“面”上情况了解后，还要探究国内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区内哲盟、呼盟国营农场移交地方后的管理模式，然后再向“纵”追溯巴盟辖属17个农牧场在兵团时的历史情况，目前工商企业和医院、学校、班车站、种子站等的情况……随后，便赶赴遍布全盟的国营农场，务必见人见事。
当时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在沙漠深处的包尔盖农场，木板床上铺着兵团遗交的旧黄棉布被褥，木框窗户单层玻璃四处漏风，坐地方形小泥炉取暖时不时窜出淡淡的焦煤烟味。这些，似乎他均不在乎。
晨起锻炼，早餐归来。叙说风景，他去了商店、饭馆、学校、医院、农机站、粮库等处，还步行至农田、渠道、公路。当时虽已近知天命之年，但好奇心犹在，激情不减。每到晚餐后，又要散步去，边溜达边深度讨论：据已有素材，选题应放在这么几个范围内；该农场有这么几个特点；它对全国同行业的启迪和借鉴作用就在于……他未因我新闻资历浅而轻视。绅士风范，学者性格，无时无刻不在思考，交流中在传道、授业、解惑。以前也曾见过其他记者以“完成任务”为目的采访，到局里采访个把小时，拿点材料、选主题、问事例和数字，“巴盟农垦农业生产又创佳绩”等小消息就成了。但是巴老师却即使写小稿也得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搞清楚，不明白不动笔。“写就要写精品，写就要抓住问题，在矛盾和问题中求解。”他对我说，“写新闻要讲究质量，不要图数量；当记者就要向名记者看齐，不要当信息‘搬运工’”。他还说，“好记者的基本功就是调查研究”，否则写不出“能解决问题、有用、鲜活的文章”。采访中，他常常反复发问，穷追不舍，步步紧逼，直到把别人没想到的、没敢说的全部了解到，才算到位。在包尔盖农场，除与场领导座谈、单独交流外，还专访了医院院长，走访了农工刘彦波家。
巴老师说，“写文章不仅要写别人说出来的，还要写自己看到和发现的东西。”“切不可人云亦云，以讹传讹。”“要通过自己的观察、思考和外围群体印证，形成一个有理论、有逻辑、有例证、有真实性、有启发性的新闻视角。”他讲究用专业研究精神、全新视角方法和个性表达技巧去展现新闻的事实和启示的价值，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现场考察法”“会议集体介绍法”“专题讨论法”“问题导向、确定主题法”“全球、全国同行业比较法”“广泛谈话法”“权威认证法”等采访路径。其写作流程是“主题挖掘、例证核实、数据支撑、查找遗漏、成稿复核、外围征求意见”。在包尔盖农场采写的消息《包尔盖国营农场改革的经验是：从机关抓起 磨不推自转》，署名代钦他拉，发表后反响极大，其经验在全国农垦广为借鉴。
登高致远是智慧
2005年，市里要办一期新闻通讯员培训班，想邀请巴老当主讲，又担心他退休后参加社会活动多未必能来。然而，接到邀请电话的他二话没说，“行，再忙也得去”，“不用派车接，坐火车去”。丰富的内容，精彩的演讲，令在座的通讯员印象深刻。培训会后，他顺便去乌拉特后旗探望他表弟阿拉腾高勒。他表弟家子女多，生活困难，每天夜行放羊四五十里，巴老师夫妇几乎每年都要抽空去探望，孩子生病、上学、就业，都要帮助出主意、想办法，并给予经济上的接济。
在临河恒鑫宾馆，说起退休生活，巴老师颇有见地：我是这样理解生命的。假如人的一生能活80岁，那么就要用好3个三分之一。他说，20岁前那不用多说，是中学大学的学习阶段，多数人是一样的。最为关键的是工作后的40年或退休后的20年时间，把这60年分成三份，利用好，就不白活一回。20岁到40岁是前三分之一，初进社会、职业岗位，入行、入道、模仿、重复，“学、悟、钻”的阶段；40岁到60岁，是中三分之一，有能力、有抱负、有方法，“懂、会、能”的阶段。前两者均是在组织、单位框架内执行、服从、规范运行。而60岁到80岁之间，是后三分之一，是离岗后“愿、精、深”的阶段，有时间、没限制，可以按照自愿、兴趣和自感舒适度去自由地从事某项社会活动或工作。有些人选择了彻底赋闲，当然也是一种不错的大众生活方式，但对某些专业技术人才来讲，无论对公对私，都很可惜，是一种资源浪费。
在从事新闻工作的两个三分之一时间里，巴老师出色地书写了自己的精彩篇章：走遍全国除台湾以外的所有省市自治区，完成了《祖国各地的蒙古族》《蒙古族科技人才》等两项大型系列报道，荣获内蒙古自治区新闻杰出贡献奖。出版了陈云题书名、周光召作序的《蒙古族科学家》等著作。
在诠释退休后的生活时，他特别强调说，“一定要有自己的羊群”。意思就是说，一定要选一个自己喜欢、对党和国家有贡献的主题、项目，或扶贫、关心下一代、做慈善事业，或引领群众文体活动、植树造林、示范科学种养等。千万不能没选题、没方向、以挣钱为目的地去打工。鉴于这种思考，从新闻岗位退下后，他毫不停步，坚定地选择了成吉思汗文献搜集和研究。自1998年退休后，他与老伴张继霞自费奔赴50多个国家，搜集到与成吉思汗和蒙古史有关的图书文献13000多部，建起了世界上第一座内蒙古成吉思汗文献博物馆。
巴老师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十大藏书家”，荣获中蒙建交70周年蒙古国“北极星”国家勋章。编写了各种版本的包括《科学巨星明安图》等在内的20多部著作；撰写论文100多篇，还有几百场讲座。先后策划、参与了多项蒙古族文化创意活动，如明安图小行星命名工程、蒙古族十大杰出科学家评选活动等。
在游牧一族公司，他还做了企业文化专题义务辅导。他向董事长贺文军建议，搞企业文化，要把“越不可越之山，则登其巅；渡不可渡之河，则达彼岸”等攻坚克难的精神学到手，贯穿于企业管理、创新始终，企业必然有韧力、有生命、有灵魂。企业家颔首，铭记于心。有人说，是个人的智慧，决定了他的人生高度，如果不是选择了文献研究这一主题，他的人生也不会有如此大的光泽；有人说，是他对生活的热爱，决定了他的人生色彩，如果没有选择退休后的再出发，也没有文献馆的巨大影响；有人说，是美满的家庭，决定了他的步伐那样坚定，如果没有爱人和女儿女婿的同步，就没有他奔赴世界各地的漫游和文献搜集……
作为一名基层新闻通讯员队伍里成长起来的新闻工作者，自然忘不了所有指点过自己成长的恩师、学长。三年前去呼和浩特看望巴老师，可惜，张老师说，巴老师出门了。未曾想以后再未谋面，悔憾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