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由于工作需要,我经常到乡下蹲点。那时,乡村饭馆很少,有的地方甚至连小卖部都没有。那么,下乡工作,吃和住是如何解决的呢?“吃派饭”。什么是“吃派饭”?那时,到乡下工作大多是上级统一安排的,部署工作的时候就会把下乡人员吃和住的问题解决好,一般是要求生产队(后改称村民小组)把下乡干部安排到生活条件相对好一些的农户家里食宿。“吃派饭”要交伙食费和粮票,我记得一顿饭大约要交2两粮票5角钱。如果是短期临时性的工作,每到一个村社则由生产队安排到农户家吃饭,轮到谁家算谁家。有一年,上级安排我到杭锦后旗查干乡甲二村蹲点做专项工作,在一刘姓老乡家住了十多天,一日三餐都在老刘家。老刘家里很干净,做饭的女主人很利索,锅台擦得锃亮,令人吃得很安心。初到老刘家时,我总是客气地对老刘说:给你们添麻烦了。老刘总是笑呵呵地说:你们能被派到我家吃饭,我脸上有光哩。一天下午,我工作结束早,老刘吩咐老伴儿从大红躺柜里拿出自己家人都舍不得吃的午餐肉罐头,装盘上桌,又做了羊肉炒粉条、腌猪肉炒鸡蛋和油烙饼。那天,老刘兴致很高,十分热情地拿出两瓶杭锦后旗制酒厂出产的白酒“醉春秋”,和我边喝边聊。几杯酒下肚,老刘安逸地仰靠在炕头的铺盖卷上,指着小炕桌上那盘羊肉炒粉条说:这些年,人们的光景一年比一年好了,这样的粉条什么时候想吃都可以吃到。想想土地承包前的那些年,粮食短缺,副食品就更少了,像这样的粉条,在农村,只有逢年过节时凭票供应才能吃得上。记得有一年,我带着老婆娃娃去城里走亲戚,亲戚热情地张罗饭菜招待我们一家,做的是油烙饼炒鸡蛋。吃罢饭,告别了亲戚,娃娃一出门就嘟着嘴不乐意了:他家柜子上明明有那么多粉条,却不做给我们吃,偏偏做炒鸡蛋。后来我才知道,当时,城里人用副食品供应证按月能买到一点粉条,却很难买到鸡蛋,用炒鸡蛋待客可谓是真心实意、出手大方哩。随后,老刘又指着院子里的套板马车和手扶拖拉机,不无自豪地对我说:小李啊,你看看我现在的生活,吃喝不愁,还住着腰线砖砌的一溜大正房,又有拖拉机又有套板车,真个过上了“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的好日子了。这样的光景从前想都不敢想!那天,老刘和我聊得很痛快,居然把白酒全喝光了,我要交伙食费,老刘说什么也不要。他说这顿饭算他请客了,我只好悄悄地把伙食费塞到了他家的炕席下。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商品经济日益活跃,农村开始有了饭馆,城里的干部再下乡工作基本不吃派饭了,大多到饭馆吃。到农户家吃派饭的历史就这样悄然终结了。那时一顿派饭2两粮票5角钱的伙食费,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当然啦,现在5角钱已然买不了什么东西了,更别说吃一餐饭了,而粮票也早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