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事时往外瞧瞧，那真是什么人都可能路过、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的。

　　大腹便便的商贾、昂首阔步的巡警、窈窕摩登的女郎、东张西望的农民、审时度势的骗子、勾肩搭背的情人、步履蹒跚的醉汉、衣冠楚楚的白领、奴颜婢膝的乞丐、满脸文墨的学生、探头探脑的小偷、悠然漫步的闲人、出手阔绰的大款、卜卦算命的先生、口如悬河的中介、翻云覆雨的精英……当今社会的阶层分类早已翻番了，秋风黄叶阳春白雪、山歌野谣下里巴人，加起来够六教十八流了。

　　所以，我坐在小车里东望西听就是体验生活。而文友们仍然在说我应该到外边去看看，说外边的世界有想不到的精彩，做一回流浪文人可以收获到荒诞离奇的信息，以充实自己思维里所缺乏的荒诞离奇。

　　这个自然。我想只要是个健康正常的人，都喜欢出游。出游是以一种阴晴圆缺的心态走在阴晴圆缺的路上，是一个人最远离自己也最贴近自己的生活状态。待我有了时间条件和经济条件，一定出去走走。

　　我没有过旅游，但我相信它对写作有好处。我曾经认真地跟腰包探讨过，请它带我去寻找历代文人亲临过的、足踏过的和思考过的地方，我想把自己的目光、足迹和思想，跟他们的目光、足迹和思想拓印一下，好找出另类的怦然心动，也试试这种怦然心动多迸发出来的灵感，会不会把我从沉默的沙滩直接扔到呐喊的浪涛上去。

　　我读的书不多，但我读过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当我手里拿到了这本书，目光落定在“苦旅”上时，首先联想到了我的老同学卢冬云的苦旅，所以才写了那篇散文：《撞玻璃的麻雀》。

　　卢冬云和我同班，都是1966年的初中老三届，但由于他父亲是恶霸地主那一伙儿的，更黑，所以注定了他不能跟同学们同日而语。待我们的孩子都六七岁的时候，才接到了他的结婚请柬——是跟一位脑细胞和骨细胞都有缺损的新娘结婚。

　　这就注定了遗憾，前些年是卢冬云的岳母为女儿嫁给了地主子女而大呼遗憾；后些年是卢冬云他爹摘掉地主帽子后他也大呼遗憾。遗憾之余，卢冬云离家出走了。

　　余秋雨的旅途直指大西北，卢冬云的旅途也直指大西北。卢冬云宁可把自己的人生每年都划出一半来流浪在路上，也不离婚：你看她那个样子，我能离婚吗？

　　卢冬云讲的是道义。他在道义和非道义的夹道中走路，在同情和不同情的夹缝中生存。

　　我却羡慕卢冬云也佩服卢冬云，羡慕他有能力把流浪和旅游混为一谈，佩服他如此简单就解决了花销问题。

　　此时我有了一个冲动。我想依卢冬云旅游的葫芦画瓢，照卢冬云流浪的猫儿画虎，某一日我突然就与房门锁头作别，呵呵我不是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而是到自己最向往的地方去。

　　麻雀是为了生命的水想进去，我是为了生命的值想出去。

　　我想到了一个动词：拔腿。

　　七年前想到的“拔腿”，2009年9月11日下午六点半，我才真正拔出腿来，乘火车去敦煌去莫高窟、去雅丹地貌去玉门去阳关。但我的第一个足迹，仍然要留到大沙漠去。西行车票购好，准备工作停当，文章暂停在这里，回来再续。

第十三章

我的西行、快记

　　（一）走向沙漠

　　如果风的足只停留在没有玻璃的窗外，

　　如果冰的花只开在没有热情的胸口，

　　那么我的泪就到沙漠去寻找宽容。

　　这几行字是我在西行离家之前，写给沙漠的。当时的感觉是，有了眼泪，就到沙漠去流。

　　我相信那些历史名人们到沙漠去的目的，是以自己的桀骜不驯去迎合沙漠的桀骜不驯，求个对称。所以他们的眼界比我宽、目的比我大。而我，我只是去寻找一个能安慰我的容我之地。

　　这个世界，容人之地越来越小，而容沙之处却越来越大。但我相信沙漠它也不愿意这样，它也会眷恋曾有的绿色湿润。如我，我孩提时的心灵本是一块绿洲，但后来被沙化了，沙化越来越严重。而正因为心里有了一块小沙漠，我才会与遥远的大沙漠生出默契，以致后来一提到沙漠就激动。还有我的母亲，我在本书的后半部分再没提到她，我不是不想提，是心痛得不忍提。我之所以心痛，是因为母亲最终变成了一片沙漠，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而今我来到了沙漠，却不能留下自己，那就把母亲留下来吧。

　　我坐在空阔的敦煌沙漠，把双手插进绵软的沙波，思念着生我养我的母亲。

　　阴阳隔世、否极泰来。母亲的生前虽然很沙漠，但她的灵魂却显示了令人惊讶的绿色生机。她所处的墓地原本是由于是一大片盐碱土所以才被废弃的。但掩埋母亲的那一点点方寸，却发生了唯心的变化。

　　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我都到乡下去给父母和永舢烧钱挂纸，在冥的那边，我上有老下有小。

　　边塞地区有很多穷乡僻壤，但穷乡也有好处，就是能把僻壤分给亡人们一点，待我们想跟他们说话的时候，有个去处。

　　我的母亲，我的永舢，他们各自占据着一小片荒凉与沉寂。普天之下，并非王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