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须截住流年逝水，我就能找出广场为我留下的许多图片：夜市之灯光如水人流如潮；白市之冷饮摊子座无虚席；而于这些大买卖的小缝隙里，卖田螺的快乐奔跑、卖气球的喜笑颜开；更有天牛灾难前枝繁叶茂的白杨树、广场对面曾经名噪巴彦淖尔的金龙饭店——金龙饭店拆除前的繁荣、拆除后的废墟、直至广场眼下的风起尘落。

　　关于广场，我认为管理所保存的图片资料也没我多。

　　广场拆地砖的那些时日，我过的是什么光景啊，那是绝对没人来买东西的，所以我天天都像一根木桩般呆坐在小车里，不读一本书、不写一个字、不卖一点东西，在长达一周的时间里，我只做一件事，就是眼巴巴地看着广场里的六边形水泥方砖被一块一块地撬走、看着蓝色的基建墙一天一天地包抄过来。直到剩下了一小豁口时，施工技术员走过来对我说：大娘把车推走吧，一会儿出不去了。

　　我拉着我的“0.99”的小车从那个小豁口里走出来了，当时，我觉得自己的心脏倏地一下横起来了。它横成了一种悲壮吗，不，它只横成了一段历史。

　　再见，再见了我的、我的广场！

　　正如事先所料，我一旦离开了市中心广场，就再找不到那么受罪的地方，也再找不到那样收入的买卖了。我这个小车随着巴市经济的发展，一天的收入从开始的一二十元到后来的六七十元，撤离前的最后半年，日进百元寻常事。而今广场拒绝了我，别的街道就更拒绝我了。而我如果改行，也必须找个独自一个人经营的买卖，才行。

　　奔波生计是我必须跑到大街上去的原因，大街就是眼界；而今跑不出去了，我只能坐在家里发呆。我可不是天天发呆的人啊，于是我痛下决心买一台电脑。

　　我早就憧憬着电脑啦，只是觉得它离我太远。而今它来了，我的电脑和我的大脑面对面了，于是我就是一个挺直了腰板在键盘上啪啪打字的老太太了。我在我空间的自我说明是：对穿着一知半解，对化妆一窍不通。对废墟一枕灵犀，对沙漠一往情深。对文字一厢情愿，对情感一减为零。对朋友一向理解，对自己一直陌生。

　　买电脑的这点钱花得太值了，它让我拥有了整个世界。

　　不久，我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买卖，在体育场二楼的一间不到七平米的小屋里，开“话吧”。

　　“话吧”就是可以平价打长途电话的电话亭。当时手机还远远达不到普及，座机打长途太昂贵了，人们就跑到话吧来打。

　　我经营话吧只有两年的历史，就被历史淘汰了，满大街的简易话厅也统统被拆除了。原因很简单，经济发达了，话费降低了，都有手机了。

　　现在回想起我的小话吧，面积已经相当于小铁车的四倍，我安了一张办公桌，它就是办公室了。走进这间办公室，打眼看到的是赤裸的原始红砖墙，朋友说我应该将它刮白或者怎么装修一下，但这活儿太少了，没有哪个工匠愿意来做。于是我从家里拿来一块黑色背景的“五女吹箫图”。这幅图上仕女们持箫的五双手栩栩如生风韵各异，令人叹为观止。但是两边墙上还有很大的空间，我便又找了几缕布艺的垂柳挂了上去，那柳梢很是飘逸。

　　不想此时竟有一种意境出现了，它给我的信息是：红酥手，宫墙柳——秀色可餐、秀手可餐。

　　如果揣摩着陆游的心思来创意这个效果，恐怕很难，但我是偶得，偶得的反而是极致。河套俗话说：偏染的不上色，不染的紫大红。

　　就是它了，我和陆游同论红酥手，没人说错错错；我和陆游共对宫墙柳，没人说莫莫莫，哈这装修简直太上档次了。

　　想想不到两平方公里的摩纳哥竟然头顶赛马大国、邮票大国、赌博大国和旅游大国这样的四个桂冠，那么这个世界也无法以大小论大小，所以我的话吧也能以风云论春秋。我在经营小话吧期间，曾写过一篇散文，题为《话吧春秋》。

　　别看都市里的话吧们都在犄角旮旯里躲着，但这个小去处才是语言演绎情感的真实空间。我想象“话客”们在走进我的话吧之前，已经蓄积了一肚子的情绪，一拿起耳机便哗哗开始宣泄了。

　　我做的这是什么生意？是以经营者的身份合法窃听他人隐私的生意。呵呵不想听都不行，无须潜伏就得情报。

　　小话吧里有很大一部分情感是倾泻给爱人的，当然也不排除情人。那些爱爱的话话傻傻的，只有时间的长短，没有水平高低；也有儿子打给妈妈的，那话虽然说得很笨，却是字字加深句句加厚。

　　三五个人同时打电话时，偶尔还会爆出一个经典的茬口：

　　话客女在这边讲：“不行！你今天必须回来！我实在想得不行了，要不我就坐火车去找你！”

　　话客男在那边讲：“好好好，我下午一定回家！记得晚上七点半到车站来接我！”

　　两个人的两段话本来风马牛，却突然对接成一个美丽的尴尬。那女子怔了一下，突然就背过身去了，一直到搁下话筒都没转过身来。而那个男子却窃笑不止，因为他凭空捡了个大便宜。

　　这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写作素材，男女情感的萌芽就此打下埋伏，如果设计一个再相遇，故事就能顺着作者的遐想，进展之后再发展了。

　　我也有点收获：那位女子在出门时，给了我一个狡黠的微笑。

　　有的话客也会让我这个局外人尴尬，比如某天一位年轻人问我：大娘你会写字吗？给我记个电话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