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是河套一年中最美的时候。此时，一群年逾古稀之人，毕业50年后，风尘仆仆地从四面八方汇聚到第二故乡临河。同窗相见格外激动。大家忆往昔，话衷肠，兴奋之情写满每个人的脸庞。旧貌依稀五十年，往事历历在眼前。1972年6月，一群年龄悬殊较大、知识结构参差不齐的人，从四面八方而来，相聚在巴盟师范语文班，开始了一年多的求学生涯。班内51人，有下乡的知青，有民办代课教师，有高中刚毕业者，甚至还有在读的高中生。大家聚集在一间教室，聆听老师的教诲，互相学习，共同进步，为走向社会学本领、打基础。同时，互相关心，团结友爱，结下了淳朴深厚的情谊。至今难忘，贾锡林老师学贯中西，教诲谆谆。尤其他用那浑厚的男中音朗诵的毛主席的《沁园春·雪》，至今萦绕耳畔。邱秉泉老师儒雅谦和，敷教明伦。他那漂亮的粉笔字和标准的普通话，成为同学们历练教学基本功的圭臬。任瑞林老师血气方刚，活力四射。他那“鸡蛋壳壳点灯半壳壳明，烧酒樽樽淘米不嫌哥哥穷”的山西口音，让全班同学忍俊不禁，也让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面红耳赤。那时，学校的条件十分艰苦。睡的是人挨人的大通铺，吃的是钢丝面、玉米窝头、酸菜汤。尽管如此，同学们学习的积极性非常高。当时，没有统一的教材，老师就从课外选择教学内容，指定书写好的同学刻蜡版，印好后分发给每个同学。大家拿着零散的讲义，认真听老师讲解，积极思考回答问题，按时完成作业。每天下午吃过饭后，有的同学手捧讲义在学校周边的田埂上诵读或背诵，有的同学主动来到教室做作业……用废寝忘食、焚膏继晷来形容是十分恰当的。为了充实自己，我们互相传抄笔记。若能抄到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杜甫的《春夜喜雨》等诗词，惊喜不已；若能抄到岳飞的《满江红》或陶铸的《松树的风格》等，更是心潮澎湃，反复吟诵。此外，描写景物或人物的精彩段落，如小说《沸腾的群山》《海岛女民兵》《江畔朝阳》中的一些段落等，也都是我们摘抄的内容。那时，能读到一本课外书是非常不易的。一位知青同学拿着一本《李白与杜甫》（郭沫若著），我十分好奇，便借来阅读。中午放学后，我将书放入书桌，和同学们一起到食堂吃饭。原计划吃完饭后阅读，谁知，回到教室，竟发现书不翼而飞，我又急又气。急的是如何向那位知青同学交代，气的是这位“盗贼”如此胆大妄为，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行窃。情急之下，我问遍了全班同学，却一无所获。我再三向那位知青同学道歉，并承诺如能买到，我情愿买一本作为补偿。此事我一直牵挂于心，总觉得十分内疚。文化生活的匮乏有时能让人“铤而走险”。1973年，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在临河影剧院上映。观众被卖花姑娘花妮的悲惨命运感动得涕泪俱下。为了多看一场电影，我和几位同学在看完第一场后，悄悄地上了影院的小阁楼。等到电影开场后，我们又从阁楼上下来，走进影院，找个空座位坐下，然后随着电影主人公的不幸遭遇又一次热泪盈眶。班内的文艺活动是十分活跃的。在全校歌咏比赛中，我们班合唱的《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受到了全校师生的好评。在毕业50周年聚会上，全体同学重温了这首陕北民歌。悠扬的歌声将我们带回了那段峥嵘岁月。教学实习让人难以忘怀。“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课堂上学到的知识最终要在教学中验证。为了讲好一节课，同学们在老师的指导下精心备课，然后在宿舍挂一块小黑板反复试讲。开场白、板书的顺序、讲解的重点和难点、提出的问题、教学的总结等，都要精心设计、一丝不苟。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排队前往实习学校，先观摩学校老师的教学，然后确定授课班级和内容，再排队走回学校。一天往返数次，纪律严明，井然有序。短暂的教学实习让我们认识到教师神圣而光荣的使命，也初步知晓了教学的基本程序，为我们走上工作岗位奠定了基础。一年多的师范学习生活转瞬即逝。在当时全盟教师青黄不接的情况下，我们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学校，离开了认识不久的同学，回到了各旗县，走上了教学工作岗位。虽然后来有少部分同学从政，个别同学进入企业，但大部分同学坚守在教育教学第一线，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执著，为巴盟的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