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的小学生活与村南的几间小学校舍，常常沐浴着纯净亮白的阳光，缓缓跃升至伸手可触的高度——我的小学依着村名叫“二分场小学”，四周没有围墙，两排三栋教室，小学五个年级，一百多个学生。一听到手摇的下课铃声，同学们会无比兴奋地冲出教室，三五成群地在一起玩耍。沙包、跳绳、皮筋、纸宝、毛线儿等玩具都是自制的，玩得顺手又开心。没玩具的就跑到五十米外的水渠田埂畔玩土：抓一把，随性一扬，扭头便跑；蹲下身，拢一团，揉揉捏捏，像和面；捡根棍子，又敲又打，块儿的打碎，碎的打面……上课铃打响时，同学们个个灰头土脸，但饱吸了甜爽的空气，吹历了自然的风儿，活动了正在“拔节”的筋骨，眼睛明亮又充满精神。当朗朗的读书声从敞开的窗扉飞出，惊起校舍东面草丛里藏匿的一群麻雀，也喜悦了正辛勤劳作的大人们，他们的目光不由自主地投向校舍。学校的黑板每三天要用墨汁刷一回，土墙上总有调皮的学生留下的深深浅浅的“纪念”，砖头铺就的地面高低不平。冬天，教室里得生炉子，炭仓就设在后门位置。有一次，坐在炭仓跟前的同学打瞌睡，一个趔趄扎进了炭仓，挣扎着起身时，浑身黑黢黢的。每年元旦，同学们会在老师的组织下，从家里带来白灰、刷子、脸盆，把教室粉刷一遍。沙枣树开花时，一些同学会顺路折几枝开花的枝丫，或插在瓶里，摆在窗台上，或编成花环，挂在房梁上，或削尖一端，扎入砖缝间，让简陋的教室像个香囊。“六一”儿童节，学校的庆祝活动丰富多彩。五月初，校长就把那架历史悠久的脚踏琴搬到教室，边弹奏边教我们唱《让我们荡起双桨》《北京的金山上》《军港之夜》等歌曲，亦或亲自编写一些相声小品之类的节目，指导我们排练。大合唱是必备的重头戏。也许不会有人相信，一个乡村小学的毛孩子们大合唱竟能分五个声部，而且分合自然，单调标准。至于运动会，那是一定要开的。院子就是运动场，石灰划白线，跑跳项目即刻开赛，比赛既紧张又刺激；跳绳、踢毽子，往往一群人围一个大圈，圈里的选手不用自己数数，自有观众为其计数，既有节奏又有气势。奖品发的是橡皮、小刀、尺子、铅笔、田字本等，获奖的同学像得了奇珍异宝，爱不释手。这就是我的小学，地图上找不着，且已经撤并掉、不复存在了，我却依然热爱；这就是我的小学，没有院墙，没有器械，连上下课的铃声都是手动打响的，我却依然怀念；这就是我的小学，四季不必去书里、校外寻觅，推开那扇小小的窗，清风明月、骄阳绿柳、虫喧鸟叫、朔雪枯草，幅幅生动鲜活。这就是我的小学，我的心里永远矗立、我的梦里时时显现、我的人生里总也留恋的小学。永远记得那个傍晚时分，绚丽的彩霞铺满西天。我们乘坐小四轮，行进在乡间的土路上，车上挤坐着校长潘老师和演出小分队的同学。同学们都很疲惫，但仍兴奋得像群小鸟，叽叽喳喳说个不停。有人提议唱首歌，大家争相说好。“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稚嫩而嘹亮的童音乘风而起，复又在空中汇聚，越过路旁高大的杨柳，飞向广袤泛绿的原野。大地似被这火热的情愫感染，呈露出温柔而慈和的色彩。暮色渐次浓重，歌声却不断续接。潘老师开始只是静静地微笑，后来竟站起身，抓住铁栏杆，昂着头，任晚风吹拂面颊，把浑厚的男中音巧妙地融入童音之中，创造出和谐的乐曲。每年夏天，潘老师都会策划编排一台丰富多彩的节目，用四轮车拉着我们到处演出。每到一个村，村书记都会热情地迎接我们，然后通过大喇叭通知村民到他家院里观看演出。为了渲染气氛，潘老师在演出前总要敲一通大鼓。激越的鼓声很快热闹了平时只闻鸡鸣狗吠的寂静乡村，文化活动匮乏的乡野需要这样一场简单且散发着乡土气息的演出。舞台与观众席没有明确的划分，村民自然地围拢，有的扶肩站立，有的就势坐蹲，有的爬上房顶，有的骑在墙头。《王猴猴耍钱》是潘老师根据乡村一些不文明现象编写的。几个小演员表演生动形象，时不时引发村民开怀大笑。特别是王猴猴的角色，男扮女装，寸头围着黄头巾，脸蛋打上腮红，碎花裤一穿，走路左摇右摆，没等开口说话，围观的村民们就笑成了一团。紧接着，相声、数来宝、三句半、山曲儿独唱、分部大合唱等轮番上演，村民们越围越多，地里干活的、灶间做饭的，都停下手里的活儿跑来观看。节目演完了，村民们却不散去，而是笑嘻嘻地走到小演员跟前，摸摸这个的头儿，拍拍那个的肩膀，以示称赞。临行前，村书记会从屋里取出一沓田字格本和一把铅笔递给潘老师。潘老师也不推辞，装到包里，回去后再分发给我们。村干部把我们送到村口，我们“配朵夕阳挂胸膛”，一路歌唱，行进在乡间的土路上。我上小学时正值上世纪90年代初。那时，农村的生活条件还很艰苦，照相机极为罕见，照相自然成了平淡生活里的一件大事。小学毕业那年，为了照几张纪念照，我们从学校十里外的一个村庄请来一位照相师。照相师是个女孩，约摸二十出头，中等个子，脸苍白瘦削，穿着单边鞋，走路不疾不缓。如果不是她胸前垂挂着照相机，人小鬼大的我们是不会由她摆布的。照相的过程简单快速。大家穿着自认为最好的衣服，围拢在老师周围，摆出可爱的姿势。照相师偶尔提醒一句“把眼睛睁大”。相照完了，我们追着照相师，仔细询问并牢牢记住取相片的日期。那个夏天，那个假期，刚刚懂了别离滋味的一群农村孩子，一边干着农活，一边盼着取相片的日期，一边苦恼着该如何向父母索要照相的钱。令人宽慰的是，生活拮据的大人听完孩子们充满热望的陈述，都不声不响地拿出照相钱，有的还会多给五毛钱，让买冰棍吃。取相片的日子终于到了。跟随认路的同学，我们穿透夏日清晨独有的湿爽，骑着破旧的自行车快速行进在乡间颠簸的土路上。一些胆小又不会骑自行车的女同学，乖乖地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紧紧抓着前面男同学的衣襟。上坡时，力小的男同学好面子，不许后座的女同学下去，一个个屁股离开车座，身子前倾，用力地蹬着自行车，脸涨得通红。半上午，太阳直射在身上，我们有些疲乏，碰巧遇到个果园。我们停止前进，凑了五块钱，买了一大兜果子，倚在树荫下大快朵颐。歇好了，继续上路。浓密的玉米林、开花的向日葵、翻滚的麦浪一一被我们甩在身后，时不时有麻雀被惊飞复又落在树杈上，偶有劳作的农人抬起头来好奇地目送我们远去。大概中午时分，我们到了照相师的家。照相师的家掩映在一片小树林里，屋里杂乱狭窄。看着一群脸红扑扑的少年突然涌进来，正盘腿坐在炕上烙饼就咸菜的照相师有些手足无措。待我们说明来意，她抿嘴一笑，缓缓地打开红躺柜，拿出一些照片。“到院里看！”班长喊了一嗓子，我们纷纷走出屋子。热辣辣的太阳下，我们互相传看着薄薄的相片。奇怪的是，同学们一改来时的活泼喧哗，都安安静静的，咧着嘴，眯着眼，不管相片里有没有自己，都要拿在手里看一遍。最后，相片被统一归到班长手里，班长又分发到个人手里。我们将钱交给照相师，照相师笑吟吟地看着我们，让我们吃了饭再走。我们谢过，顶着火球似的太阳踏上回家的路。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已步入中年，早已实现了随时随地随心拍照。如今翻看旧照时，总会想起那次照相的经历，想起那群纯真的小伙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