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城以后再以后，在众多的女写手中，独我是从种地到卖菜再到做“0.99”小铁车买卖这样的一个女作者，所以当她们一谈到提干评优涨工资评职称这一类话题时，独我缄口不语，因为我掺和不进去。

　　凡此种种之“独”，总是令自卑如影随形地跟着我，我要剥掉它，就像剥掉自己的人皮那么难、那么疼。

　　搞文字的人都特别能品咂出文字的边缘味道，谦虚这个词汇在非官非款的普通人身上，多数只等于自卑。

　　而今之用词，“窝囊”捎带“老实”，“可恨”拐带“可怜”，所以谦虚和自卑的区别也就不大了。

　　本世纪初，李明升先生在他主编的文学副刊上，连着给我编发了“红痣”“白唇”“紫衫”“灰发”四篇、都是七千字左右的小说，他鼓励我：你现在已经是写这种文章的旗帜了。

　　我是旗帜了。我从报社的大门口走出来之后，自尊地把这面旗帜一路扛回了广场。但当我刚刚打开了“0.99”的门，还没坐稳呢就有人敲窗：来来来！赶紧下来把你的小车拉走！马上要大检查了！没听见？快点儿拉走别磨蹭！

　　肩上扛着旗帜，脸上挂着自尊，我怪怪地走下来把车拉走。车轱辘“的楞、的楞……”地转着，我却没能力完成此时此刻的心理转换，于是自卑与自尊纠结成了一个独连体。

　　前边说过，晚上我们这些小摊贩们为了赚钱，在人家上班族下班后的那点时间里，都千方百计地把买卖摆到路边去，结果经常会被管理人员驱逐得狼狈逃窜。在逃窜中，我会把自尊都丢在路上。

　　在广场做买卖，我的价值就是小车的价值，小车收入的百分之八十靠的是卖烟，而卖烟利润的一大半靠的是进口烟。顾客要来买外烟，贩子要来销外烟，在本钱等同的情况下，一盒外烟的利润是国烟的两倍还多，因此我的正义和正直都被金钱挤跑了。我天天卖外烟而且振振有词：大家都卖，我不卖白不卖。

　　很多时候，我正聚精会神地趴在小木板上码文字呢，耳边突然就会传来冰冷的声音：下来，我们查查你的车里有没有外烟。于是，好几条外烟被没收了。

　　以我当时爱钱如命的心理，拿走那几条烟就是拿走了我的命！振振有词没用了，我只能好言相求：你们把烟还给我吧，我保证以后再不卖外烟了。

　　我在说谎，这个保证是无法保证的。

　　小摊贩早被明示了经营范围，所以我卖外烟是不对的，想把没收的外烟要回来是很不对的，为此去央求人家是更不对的。明知不对却要做，我的骨气和自尊哪儿去了？

　　为了几条烟折腰以求“嗟来之食”，我非君子。

　　其实我的自尊也并非全都丢在了处境上，还有很多是丢在性格上的，比如在普林面前、比如在很多事情的处理上。要不就说性格决定一切呢？

　　前边说过虱子的事，现在说说苍蝇的事。

　　摆小车生意的后一阶段，我的经济条件随着社会的经济条件好转起来了，我不会再为方便面贵了一毛钱而去退货了。有几天听人说长春街东有个面馆，那儿的砂锅面特别好吃，我本来就爱吃汤面，一日中午便关了小车的门，带着憧憬步行去了。

　　一砂锅面条大约吃掉四分之三了，突然发现锅里有个苍蝇，是的。只有一个苍蝇。

　　我想呕，但店里顾客坐得满满的，大家都在稀里呼噜地吃，所以我悄悄地对女老板说：面里有个苍蝇。她先是一怔，随后望了那只苍蝇一眼，一边往前走一边说：你吃都吃完了。

　　她只一句话，就把我想呕的感觉噎回去了。是啊，吃都吃进去了，吐都没吐出来，而且苍蝇还在锅里。我便为这锅面条买了单。

　　回到广场跟儿子一说，儿子气坏了，非要去跟那老板吵架，我好不容易才拦住他。

　　“妈，你怎么还给她付钱呀？你怎么不说，我给你十个砂锅面的钱，你吃一锅带苍蝇的面，你吃吗？”“当时那么多人吃面，我说了谁不恶心呀。”“都恶心就对了，你才能出这口恶气。你就这么走了，她还以为你傻、你没自尊。”

　　是啊，我怎么处处丢自尊呢？凡此种种之后，我的自尊早该丢光了吧？

　　没有。

　　我跳出我来了，我只有跳出我来才能看清我。

　　于是我看清她了：她的自卑只是皮肤，她的自尊才是骨骼。当她还是农民的时候，她就认为自己应该是一名作者，于是写了二百字的小文去找报社了；当她还是街头小贩的时候，她就认为自己应该是一名作家，于是写了二十五万字的长篇去找出版社了。其实这类计划都很强硬，而强硬的根芽是无法在自卑的器皿里生长的。所以，此时的自卑已经被自尊挤到耗子洞里去了。

　　（二）我离开广场了

　　2004年春天，广场终于下决心“拜”了所有的买卖人，我们大家十几年的日夜厮守，最后猢狲四散人去场空，只用了十几天。

　　我是最后一个离开广场的人。这是因为小车的位置在广场的西南角，而拆地砖的工程是从东北角开始的，所以我占领了这块高地的最后一分钟，做了广场的钉子户。

　　拆除中的广场只剩下我一个了，我天天面对着破砖烂瓦、新尘旧屑，但心里却在回忆着往日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