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命运的愤怒一边蓄积在甘心里，一边蓄积在不甘心里，所以，我无论受到什么打击，都绝不会对生命喊停。
是啊，难道我不是一直都在受罪吗？小车生涯的最后那些年，我日夜都守在广场里。夏天的酷日冬天的寒雪，一连多少个三百六十五天，我只有除夕这一晚才在家里过。而2004年的那个除夕我都没回家过。即使以前回家过除夕，我也从未耽误过初一的买卖，从大年初一卖年货开始，我便又走进了另一个轮回。
卖年货虽然要站在小车外边受冻，但买卖比平时好做，利润也高出许多，我怎么舍得错过？记得某年初一，刚林来看我的年货摊子，他问：二嫂这几天还做买卖，不过年了？我回答：挣钱就是过年，过年就是挣钱。
后来刚林每看见我在大街上卖年货，都要对我重复这句话：哈哈二嫂，挣钱就是过年，过年就是挣钱啊！而后我们都笑。
笑是生活，哭也是生活。
自从与永舢分手后那整整一冬天的痛哭，也许把泪腺哭得梗塞了吧，此后我就很少流泪了。很少流泪，其实是很少悲伤了。我一直认为自己活得憋屈，出了这件事后我才明白，此前的受气受罪受打击加在一起，跟失去永舢这事相比，都不过是咸菜凉水。我真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啊，这里竟有人世间最大的一个灾难在等着我！
至此，童年二岁失去生父、中年四十二岁失去婚姻、老年五十二岁失去永舢，人生三大不幸，竟被我一个人垄断了。
如此之人生、如此之经历，使我的心肌渐渐地强硬起来，后来每遇到小姐妹对我泪眼婆娑地倾诉她的不幸时，我便很难产生同情，甚至还想质问她：这有什么大不了的？这能算是打击吗？
天呢？天理呢？如果真是天作孽犹可恕，人作孽不可活的话，我也没有作过什么孽啊？难道我的出生就是作孽吗？
永舢走了，以我的精力和思维都做不到修改《尘飞雨落》了，但是，我已经把写小说的事情说出去覆水难收了。还有，现在如果不写东西，我怎么打发时间？只缩在小车里作苦瓜相吗？
于是我又拿起了笔。但是思维很乱，修改在某个地方总是怀疑前边有重复的内容，于是又一页一页地往前翻，直至翻完才相信没有。
这样拖拖拉拉几个月，想哭哭一场，想写写一回，总算把《尘飞雨落》弄出来了。这本书的命运一路不济，因为从纸张到印刷、再到装订一路粗陋，成品拿在手里，就像是一本计划生育的宣传册子。
但是这本书总算出世了，而且它得到了省台、市台和报刊等宣传媒体的全力支持——我先在此虔诚地鞠个躬、道个谢，再加上我的处境及身份与这本书在感觉上的落差，《尘飞雨落》摆在我的小车前，半年时间也卖了四百多本。当然书价是不定的，比如一位建筑工人，他五元钱就买走了一本。其实后来还可以卖一些的，但“非典”不期而至，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儿子不由分说把我和我的书一揽子拉回家去了。
五十多天后我重返广场，人们却似乎经过了一场“疑似”的生命逼迫，买书的感觉全没有了。《尘飞雨落》再也无人问津。
我也算个“吉人”吗？某日突然就有了“天相”，就在我面临书堆积在手的困窘时，《北方新报》为我刊登了一则消息：“陈慧明出书出成了尴尬，谁能帮帮她？”这则消息感动了北京的一位专门研发、经营女性健康美容产品的老总李勃达先生，李先生设法得到了我的电话号码，把电话直接打到我这里来：“你是陈女士吗？”“……我是。请问您？”
“我在北京。我很想帮助你，你的书还有多少？我全买了。请你把银行卡号告诉我，然后把书都给我寄来吧。”
来自皇城根儿的一只援助之手！
我不能简单地把这些卖不掉的书托运走，我不能让这位善良的老总摸不清自己资助了何许人，于是我和我的书同时到了京城，向李勃达先生当面致谢。为此我写了《格林为我写童话》。
更无锦衣为回报，只有麻袖作揖声：谢谢你，《北方新报》，谢谢你，李勃达先生。
这个童话是嫁接在我的文学创作之上的，我无权用李先生资助的银两换取柴米油盐。所以我在2006年夏天，出版了二十二万字的小说《第二次还是你》和二十万字的《陈慧明短文集》。
我在短文集的前言中写到：“……我在小铁车里过冬，晚上犀利的冷风直往衣缝里钻就不用说了，早晨起来，毛巾冻在窗台上扯不动，墨水瓶也冻裂了，还有那些饮料和纯净水，本是与我近在咫尺休戚与共的，但是它们冻爆了盖子，而我的鲜血却还在汩汩奔流！同为液体，这个问题真的不可理喻……”
是的，人生是不可理喻的。我每逢拿起笔来要写点什么的时候，都有这样的感触，是很多的不可理喻产生的复杂感触，它逼着我的思维去穿透生命。
和《尘飞雨落》出版后的结果一样，本市的电台报纸假编辑与记者之手之口，为我这两本书做了竭力的宣传和报道。李明升先生在《巴彦淖尔报》上做了长篇的读后感，甚至不避广告嫌疑地把我的电话号码直接写在报纸上：“有买书者请打小灵通号码889××62”；电台记者杨英还在患病中，她利用下班时间，为我这次出书少赔几个本金而四处奔走多日；刘先普先生在即将离开《巴彦淖尔晚报》时，也赶上了帮这个忙。我对他说：刘主席你在报社工作的最后几天，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支持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