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仍然坐在长凳上发呆，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像一个机器人。

　　突然！我“哇”地一声，才把哭声喷了出来……永舢是晚上八点十分走的，这以后的每一分每一秒，我都熬不过去了。刚林的妻子秀白怕我受不了这么大的打击，把孩子安顿给邻居，自己来陪我。但是有她陪着我更受不了，因为我一个晚上都想嚎啕大哭，而秀白陪着我哭到了半夜，就支撑不住睡了。之后，我只能那么直愣愣地躺着。

　　不能号哭，我还能干什么？我爬起来下地，疯子一样地来回狂走。

　　时间好残酷啊，我像幽灵一样游荡在秒针上，生命的过度和时间的刻度在不相容中磕碰。

　　那是一种无法逃脱心灵蹂躏的灭顶之灾，那是一个无法捱过时间逼迫的精神摧残。就在熬不到天明的歇斯底里中、在不算清醒也不算昏迷的凌晨三点半，我奔过去仓皇地抓起了笔，把自己塞进了文字，应该说是塞进文字狱里去了。我相信唯有这里才是能让我逃避的、逃避了一会儿是一会儿的洞穴。

　　我捉住笔，我写《分手》。

　　此时我感觉很骇怕，我不是骇怕死而是骇怕疯，如果疯掉了没有痛苦了，我就会跑到永舢遭遇车祸的地方去笑，那可怎么办？

　　次日一大早还不到上班时间，我就候在报社的门口了，我急于要把《分手》送到编辑手里。彼时我是缄口的，想说却没说出来的话是：快点给我发表了吧，我要赶在永舢“三七”那天，在坟前把它烧掉，作为我和他之间的最后一次对话……

　　长歌当哭否？无字便是歌。长哭当河否？无泪便干涸。母子情在否？断魂桥下托。生命可贵否？骨肉两分割。乾坤有情否？苍天竟舍得！

　　《分手》

　　不知从哪一朝哪一代的哪一天开始，人们将“分手”当作互相离别的最恰当用语。这是不是由于“手”的语言更能准确地表达内心的感受呢？

　　人的一生始终是在种种分手与重逢中排列岁月的，我们的祖先亦十分看重分手时的情感寄托，或折柳或吟诗或掩面大哭一场，将彼时自己不堪的重负，强行压迫在一个单薄的“送”字之中。

　　如果在迷乱的失落中尚可盼得他日重逢，尚可在分手后的希冀中生存。而我，我送我的三儿却是永诀。况且，此处一个“送”字用得极不恰当，我送他，他早已不在了。当我发现我的三儿不在身边时，不减速的车轮在繁华的人行路段，已将他推进黄泉。命运在我们母子中间并没有安排互相道别的奢侈。

　　他确切只有二十五岁。

　　1987年，我们夫妻携三子一女从农村到城市，在改革的大潮中沉浮，生意在假定的成功中失败，全家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窘困。巷外就是菜市场，自然首先想到了在那里谋生计。永舢那时只有十二岁，暑假时却不知怎么就找到了活儿干。为一个菜贩子守摊吆喝卖菜，每天挣得五元钱。这样，直到开学也没有向我要过一分钱，还攒足了报名的学费。

　　三年后我们的生意做进了影剧院广场，失学的永舢无事做了。忽一日他对我说：妈，你要是借给我一百二十块钱，我就能养活自己再不花你的钱。我借给了他。他在公园门口租了一个新的台球桌又买了一个旧的台球桌，后来才听说他和人家写了合同按了手印。自此，他的吃喝，他的“礼尚往来”都独立了，而且还一次二十、分六次还清了我的账，眼瞅着我把日记本上的一百二十元最后划掉。

　　全家人都有生意可做便各自为政，我从未到公园门口去看看我的永舢如何在大人群里惨淡经营他的两个台球桌。直至几日前他离我而去，他当年的同行朋友手持“三弟你是我一生中最敬佩的人”这样的挽联踏泪而来时，我才听他描述了那段经历，他说永舢是那群生意人中最小的，是最艰难的但却是最愉快的，他能揽得生意是因为自己就打得一手好球！

　　三儿不仅打得好球还唱得好歌，他十五岁那年参加了全盟卡拉0K大奖赛还得了个“优秀奖”。还有，当天他就是在生意清淡时，过马路去唱卡拉0K之后遇祸的。我去问过那个摆摊的生意人了，永舢唱的最后一首歌是“男人哭吧不是罪”。

　　永舢没有灵魂了，所以我不能描写他的潇洒和漂亮。

　　二十五岁的永舢做过的生意有：卖菜，摆台球桌，卖饼，卖面精，卖羊肉串，出租自行车和摆冷饮摊。他像两个哥哥一样，自己挣钱成家，成家的欠账自己还，之后再计划买房子。而今永舢的光景虽然不算致富也已脱贫了，半壁江山在手时却轰然而去，他走得太突然也太决绝了，对我、对他的妻儿都没能说出一句最想说的话。

　　我不能将我青春儿子的前程作出评估，如同不能将所有青春孩子的前程作出评估一样，那是一个无限的有限。

　　目击者对我说，那车速如果按每秒钟十米行程计算，我的儿子与车轮只需错过五分之一秒就不会形成这个黑色的交点了。我想不明白的是，生与死，两个位置的距离应该相当于南极与北极，而今两个极点合成了一个交点，竟在思维无法走近的一瞬间。

　　我将永舢所有的照片都摆在面前，我和他们一一作别，三儿，你我母子就此分手！

　　我该还有话对三儿说，那么韩愈“祭十二郎”的文终结句便是我此时最想说的“……呜呼！言有穷而情不可终，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呜呼哀哉！尚飨！”

　　在永舢“三七”的那天，我把这张报纸拿到他的坟前，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