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罪好受，福难享”，我在幸福的床上却睡不着，耳边出现了一种“嗡……嗡……”的、类似钢丝在大风中呜咽的声音。我明白这是因为太安静，我已经不习惯这种安静了。于是我把小闹钟拿来放在枕头旁边，就在它清脆的“咔、咔”声中，我很快就睡熟了。这是后话。

　　起初那些年，没有谁把我的写作当回事。本来嘛，一年四季在报纸的左下角或右下角，发表几块十多平方厘米的“豆腐干儿”，拿回几次十多元的稿费，这就是拿时间凑数的事情嘛。再说写文章这事与我的处境也搭不上调呀，老顾客们来买东西，看见我总是趴在小木板上写呀写的，就问：大娘你在记账吗？我回答：是呀。当儿子生意忙了，偶尔喊我过去帮一把时，我会把笔纸一并塞进旮旯里说：好的。

　　后来，我的文章在当地的文化赛事上获了几次奖，再后来我出版了二十五万字的长篇小说《尘飞雨落》，那些顾客才明白过来：那时我一看见你记账就想笑，那么小的买卖有那么多的账要记吗，原来大娘在写文章！

　　儿子们也开始正视我的写作了，需要我帮他们做点什么的时候，都会先问一句：妈你在写东西吗？

　　这时我已经把写作凌驾于买卖之上了，我的买卖是平凡而丑陋的卡西莫多，我的写作是高贵而美丽的艾斯米拉达。当然我也不能不承认，是平凡的买卖在支撑着高贵的写作，饿着肚子我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但高贵的写作却是被我用粗俗的手段达到的。我在小车的窗口下边放好一块木板，我在木板上边放好一沓稿纸，我把腿盘好把笔拿好，好了，写作开始了。

　　2004年夏天以前的文字，包括二十五万字的《尘飞雨落》，我都是在这个小车里、在这块小板上写出来的。

　　但凡写作的时候，我的眼前都会有光在闪烁，虽然那光只是窄窄的一线。所以我对自己说：太阳落下去以后我就等着月亮，哪怕等到了月食；月亮落下去以后我就等着太阳，哪怕等到了日食。

　　（五）两篇关于广场的《分手》

　　我有两篇沉重的文章都是在广场写的。《分手杨若飞》写的是我与杨若飞先生的分手，《分手》写的是我与三儿子永舢的分手。

　　我在前边写过：如果说张志英先生是我求学道路上的石碑，那么杨若飞先生就是我写作行程中的路灯。后来我终于有幸认识了杨老。

　　既然是路灯，我就应该让《分手杨若飞》永远闪耀在这里，因为与杨老相识的那一段岁月对我来说，应属淘沙见金，是永远的黄金记忆和永远的黄金价值。

　　《分手杨若飞》

　　人的一生究竟要经历多少次这样挫伤生命勇气的分手？

　　我伏身在杨老的床前，他此时仍然端坐着。我心里明白，杨老是最应该接受我匍匐膜拜的文学灵魂，而且他此时还有脉络清晰的思路，我情不自禁地拉住了他的手。十三年了我从未这样拉过杨老的手，与杨老握手，我都是半弓着腰的、是虔诚而敬重的。但此时我却有一种很不好的感觉，这个感觉令我好长时间都不敢松手。

　　我拉着杨老的手直到离开。回首时我悚然一惊：这样的分手，是不是那样的分手呢？

　　是。三天以后，我骑着自行车到殡仪馆去参加杨老的遗体告别仪式。我和杨老彻底分手了。

　　有二十分钟的骑程吧，我在路上怀念杨老。我想，他在走向另一个世界的时候，如果不是步行，也一定是骑着自行车。因为我认识他十几年了，从未见过他打开车门走出来的样子。

　　初识杨老是在1985年，一篇小文章经由他的编辑成为我的处女作，令我有信心从此走上了文学之路。于此八年之后，在一个很阳光的日子里，杨老和阎纪文老师步行走过我的小车面前，当阎纪文说到我的名字时，杨老点头说，我认识她的文章。

　　从此，我就得以聆听到杨老的教诲了。

　　杨老在我心里是神秘的，一个街头小贩接触到自治区闻名的老诗人，应该不仅仅是神秘，还有点荒诞。

　　文人之间的交往会形成高雅，但对我来说却是粗俗。如同和杨老十三年的相识，除非我去了杨老的家里，才能像个学生样地洗耳恭听他的教诲，如果他来广场就不是这么回事了。车嘶人喊各色嘈杂不绝于耳，我们的谈话便也成了喊话，这已经令我很尴尬了。而最尴尬的一次，是我抱着小孙子和杨老坐在冷饮摊上说话，忽然有人喊着要买一箱方便面，杨老便说：把孩子给我，你快去拿给人家。结果我忙完了回来一看，孙子把杨老的裤腿给尿湿了一大片。

　　这箱子方便面，我赚了两块钱！

　　还有。某天杨老拿着我刚刚发表的一篇散文来找我，是想给我讲讲它的不足之处。但是我的小买卖却忽然兴隆起来，一个劲儿有人要买东西。经营者是不能对顾客说“我不卖”的，结果我只能与顾客以钱论钱，急得头晕也没办法。

　　文学的光芒与金钱的锈迹在这里砰然相撞。

　　杨老为我写的第一篇文学评论在1992年春天，题目是《赏陈慧明绿品红录》。杨老卓诚的鼓励令我感动，感动之余我无以回报，便给杨老送去了一只烧鸡。而杨老只能被我的粗俗同化，次日让他女儿给我送来了两条鲜鱼。我急忙跑去对杨老说对不起对不起，而杨老只答了一句话：君子之交淡如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