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的孩子们，无论城里的还是乡下的，都不再称父亲是“大”，而改称“爸爸”了，但我女儿还得陪着70后的三个哥哥叫“大”，否则兄妹几个走在一起时，就会出现“你大、我爸爸”的荒诞局面。

　　直到1999年，我才拥有了自己的住房。这套平房很一般，但是窗前长着两棵修剪齐整的梨树。它们虽不比鲁迅笔下的那两棵枣树，但四季轮回在我的窗外，它们同样有春有叶有秋有果。

　　然而最重要的，是我不用再去敲开张王李赵的家门，付出虚假的笑容去求租了。当然，现在办此类事情已经不需要笑容了，只到信息部去拿张报纸，坐在那里打几个电话，就甲方乙方各得其所了。

　　等闲变却故乡土，却道故乡土易变。

　　（四）阳春白雪天伦下里巴人写作

　　时寒冰的利益分析法阐述了这样的观点——人都有各自的利益需求。有的为了生存，有的为了事业，有的为了利，有的为了名。

　　很不巧，这四个“为了”我都有：做买卖是为了利为了生存，搞写作是为了名为了事业。

　　但如果把眼光放大一点、放远一点，其实“生育”才是女人最大的事业，因为这事看似个体行为，却整体地决定着人类存在于地球上的数量和质量。河套地区有这样一句俗语：一代好妻子，三代好儿女。

　　我前四年娶回了三个儿媳，后四年就有了三个孙子。儿子和媳妇都在我的小车旁边忙生意，无论是出租自行车，还是摆冷饮摊子，都不允许怀里揣着个孩子，所以每个孙子都要在我的小车里呆上一两年。他们钻在我的怀里，一边东张西望地陪着我卖这卖那、看着我数钱找零，一边咿咿呀呀着长大。有时，窗外站着个顾客喊买东西，我却在里边给孙子擦屎。孙子是想拉就拉想尿就尿的物种，从不权衡我的时间。好在小铁车的窗口很小，顾客并不知道里边发生着什么。

　　二孙子比三孙子只大一岁，所以有一年左右的时间，我同时哄着两个孙子卖东西。大孙子挤不进来的时候，就在外边敲着玻璃抗议。这时，我的0.99就像遭了政变似的内外楚歌。

　　人处在乱哄哄的环境中，时间的流速便很暧昧，今天就是昨天，明天也是今天。那几年的春夏秋冬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流走了。当我的孙大、孙二、孙三（我对孙子们的昵称）都能自己跑着玩儿的时候，我就撒手不管了，让他们的父母为难去吧，我的买卖不允许我跟着他们到处乱跑。

　　而今的孩子都是独生，个个都很霸道，三个孙子要上小车的话，发一声喊都要上。但他们的身体在长，小车的身体不长，于是越来越容不下了。当我不想被他们侵略的时候，就把臭豆腐的瓶盖儿打开放在小车门口。他们一闻到这个味儿就捂着鼻子望风而逃，捉都捉不回来。

　　头几年我是白天买卖晚上回家的，我一收摊回家，孙子们便欢呼：到奶奶家去喽！

　　两个孙子来住，布局比较好安排，一边一个就可以了，需要注意的是在他们睡着之前，我必须仰躺着保持平等的双边关系。但三个孙子一起来，问题就比较棘手了。一边一个是竖着的，靠头顶那一个是横着的，而横着的这个一定要跟我合枕一个枕头，以尽量达到狗皮膏药之“贴”功。但这样他们仍然觉得不大合理，次日晚上一定要调配位置。

　　我们奶奶孙子挤在一搭的时候，因为特别随便所以特别乐呵，之间的对话越幼稚越好。孙子们常听到文学界的朋友们称我为“陈大姐”，他们便也在电话里嘻嘻哈哈：陈大姐你做甚的了？中午来我家吃饭！

　　我儿子觉得他儿子不像话，便训斥：你咋回事？以后不许再叫陈大姐了！

　　孙子们不理会，他们照样喊，我也照样应。

　　80后的女儿本是大学生，但也受到90后的影响，给我发的短信是：陈大姐，你是不是又熬夜了？

　　嘁！真是亲昵惬意心旷神怡也乎哉！

　　说说我在广场时的写作。

　　广场地处市中心的中心，平时场外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场内呼喝嘈杂“OK”灌耳。而且这里更是政治、经济、交通以及各种宣传活动的集会场所，前十几年的秋季交流会也都把这里当作主会场，后来还又增加了彩票的销售活动。总之，这个广场一年四季，只有除夕夜才能真正地安静下来。

　　我的小车设在广场西南角的路口，旁边有一根电线杆子。这根普通的电杆具有着烽火台般的功能，无论搞什么集会活动，都先要在它的顶部绑好三到四个大喇叭，以令东南西北各路人等，全都逃不脱它的高分贝轰炸。

　　我的小车是划定在这里的，所以无处逃也不能逃。

　　如果被这个嘈杂影响到大脑的思考，那我只能把笔扔掉，否则我必须适应这个环境。

　　如果说环境真能改变人，那最先改变的就是人的耳朵。多年来我已习惯了把各种嘈杂声屏蔽于乌有，而寂寞地琢磨文字。

　　习惯的确很顽固。我做小车买卖的后几年，就住在车里不回家了。那些年正值金龙饭店改建、农业处由改建到拆迁、巴彦淖尔大厦新建等工程的施工，一到晚上，载重车就带着巨大的轰鸣声不停地从小车旁边经过。我睡在里边，枕头都在忽悠，我却照样做梦。

　　2004年夏天，广场驱散了所有的买卖人，我也就彻底从憋屈的小铁车里钻出来了。当天晚上我睡到家里的床上时，竟感慨万千：哎呀！咋这么幸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