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她把混到的实惠也惠及到孩子们，那俩儿子一定还当她是个妈，无奈她只是独自享受，有时一拍屁股走好长时间都不知去向，孩子们只能天天等着爹收了修自行车的摊子回家来，粗糙度日，“妈”的形象薄得就像一张纸。

　　胡大心脏病猝死时，他老婆有好几个月没回家了。

　　那是盛夏最凉快的一个早晨，我刚开了小窗准备营业，胡大十二岁的小儿子二明便悄悄地走近来对我耳语：大娘，我大死了。

　　凭他当时的神色和口气，我都当自己听错了，我急忙追问：“二明你刚才说什么了？”“我大死了。”“你胡说吧？你大死了你咋不哭？”“昨天晚上我还哭了。” “你……”

　　我当时都不知道该跟他说什么，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当妈的成天乱跑不在家，就指望他大这座靠山了。而今这座靠山倒了，他竟能用这么轻的口气说出这么重的灾难：我大死了。

　　二明你好可怜！我抱着二明痛哭起来，他便也跟着我痛哭。

　　这事太大了，我们全家四个摊子都把买卖停下来了。我写了个“求助”的牌子，介绍了孩子目前的处境，而后让二明跪在大街上请求过路人相助，先把他大埋了再说。

　　当然，我们母子四个首先要拿出自己的一份捐助，才有资格让他人施舍。

　　我们把牌子竖在大街上，我不停地解说，二明不停地磕头。我在解说的中间，把自己的眼睛也哭肿了。

　　事实再次证实了河套平原老百姓天性的淳朴善良，一天下来，二明面前的纸盒子里，竟堆了一千八百八十七元！

　　广场的买卖人没有一个旁观者，大家纷纷解囊相助。平时与胡大“同行是冤家”、修自行车的卢四，也停下买卖和我们一起张罗，从买寿衣到殡仪馆送葬，全程到底。

　　大街上阻塞的交通惊动了《巴彦淖尔晚报》的一位女记者，她第二天就以弘扬社会正气和人间真情为题，报道了此事。但那位女记者于一个月后再来跟踪采访时，二明早已不知去向。

　　我没有对记者述说实情，我不忍心让这位当时满怀悲悯、过后又如此关注的撰稿者大失所望。正义被打击之后，会令所有的正义者心灰意冷。

　　过程是这样：我们刚把胡大的丧事办完，他老婆就回来了。她一回来就打听二明，讨到的钱都放哪了。

　　说实话，我们把胡大送到了阴间，当即删除了这事的痕迹，该干什么都干什么去了。我把二明叫到跟前来，将账目给他交代清楚，买了什么花了多少剩下多少，余数我陪他到银行去办了个存折。二明说：“折子就放在你这儿哇大娘，甚时候用了我来拿。”“好吧。”

　　所以，当他妈妈来要存折的时候，我不给。

　　我的三个儿子批评我：妈你管闲事管到这份儿上就行了，把折子给了二明吧。沾了钱的事谁都说不清，我们可不想看到胡大老婆天天来死皮赖脸。

　　我还是不给那泼娘，因为我认定她拿了钱照旧会走人，俩孩子照旧没人管。于是我对二明说：你们哥儿俩把你爹修理自行车的工具收拾起来吧，就在原来的摊子上开始干活儿，咋还养活不了？需要我们帮的，我们全家都帮，一转眼你们就长大了。这样吧，先取些钱去买米面买菜，自己做饭吃。

　　二明的哥哥大明，比胡大还老实，他一直没来见过我。不久我就听广场的买卖人说，二明拿了钱一个人到馆子里去吃喝，连他哥都不管。折子上的数字在直线下滑。

　　我坐在小车里生闷气。

　　我没听儿子的劝告，终于等到了二明对我表示不满，等到了他妈妈对我的评价：她把我们家的钱抓住不放。

　　我把存折给了二明，他拿了折子一去不返。某日有人喊我：派出所的人来抓二明了，说是偷了东西。

　　隔着一条路，就在金龙饭店门口，我看见二明被派出所的人扭走了。而后他们母子几个就都没有消息了。

　　我没对女记者讲这个经过，且不说自己心理有冲突，就看在她是流着泪写完那篇新闻稿的，看在文章的字里行间都倾注了一个报界女性的怜悯情怀。如果她知道事情竟会是这样一个后果，就太残忍了。

　　再后来，听说二明跑到南方去了，他跟某个杂技团签了“死伤两不追究”的生死状后，把自己的生命押在那些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惊悚动作上了。

　　之后，我在大街上好几次遇到二明的妈妈，而每次其仪表和姿态都不一样，一次是蓬头垢面坐着个破轮椅给人哭诉，说她腿坏了；一次是蜿蜒匍匐在地向人乞讨，说她瘫痪了，她的生活真异彩纷呈啊。她一看到我，就有说不完的话，而我是争分夺秒从她身边逃走。不久她竟跑到广场来找我，是站直了身体来的。她说她的心脏和脑袋都得了“陀螺大病”，实在是活不下去了：“大姐，你就像当初帮我儿子那样，也给我写一个‘求助’的牌子，好让我也得到一点资助吧……”

　　拒绝。

　　《名贤集》里的贤士们曰：贫居闹世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这说法也不能概而论之。人的一生汤汤几十上百年，中间诸多的凑巧和不凑巧，致使境遇的变化之大，连自己都会感到不可思议。所以，无论是衣冠锦绣还是穷困潦倒，无论是踯躅街头还是飘零海角，甚至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都有可能知遇朋友。

　　笔至如此，我特别想写写我在广场交往的朋友文良，虽然她不是广场的买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