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后，河套灌区的水利长期围绕从黄河引水解决灌溉问题。黄河三盛公水利枢纽建成后，河套灌区引水问题得到彻底解决，巴彦淖尔随后也考虑着手解决排水问题，开挖了总排干和六条干沟。但是由于排灌整体不配套，特别是总排干淤积严重，排水不畅，效益发挥不出来，灌区仍然处于有灌无排的境地，从而导致灌区地下水位急剧上升，土壤次生盐碱化日趋严重，群众称之为土地得了“水臌病”。如不尽快解决灌区排水问题，河套农业生产的发展就要受阻。

　　河套灌区得了“水臌病”

　　河套灌区总排干沟的前身叫乌加河，是灌区排泄灌溉余水、山洪水的天然通道。古籍《水经注》中有这样的记载：“河水又北迤西……河水又屈而东流，为北河。”这里的“河水”就是指黄河。

　　在清朝，乌加河一带为蒙古族鄂尔多斯部达拉特旗的放牧地。蒙古语名为“乌兰加令”，后转称为“乌加河”，意为“红色的老黄河”。到清朝末期，因乌兰布和沙漠流沙侵入以及狼山山洪冲积，乌加河的入水口渐渐淤塞，最后断流了。1929年以后，后套各大干渠排水退入乌加河，乌加河就成了河套天然的排水沟道。

　　随着各大灌渠的开挖和拓展，河套灌区进水越来越多。天长日久，乌加河的泥沙淤积严重，退水作用越来越弱。只灌不排，只进不出，河套灌区地下水位逐渐升高，土壤盐碱化越来越严重。

　　河套灌区开挖总干渠是依据《黄河流域内蒙古灌区规划报告（初稿）》（即“五七规划”）实施的。同时，“五七规划”提出用乌加河作为灌区的退水总出路，并于1965年开挖总排干沟和部分排干沟，但灌区依然没有形成完整的排水系统。

　　在地质构造上，河套灌区是一个长期下沉的、封闭的断陷盆地，沉积层富含盐分，地势平坦，地下水径流不畅，没有水平排泄的出路；灌区地下水又浅，土壤的水盐总是随着水的垂直运动而不断运移。灌区地下水的主要补给源来自引黄灌溉的各级渠道的渗漏，土质和地下水含盐，加之气候干旱，蒸发量大，土壤在大水漫灌后，水分蒸发了，盐分就会留在地表，从而导致土地盐碱化。

　　资料显示，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河套灌区的盐碱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15%。当时人们对排水的作用认识还不深刻，首先要解决的是吃饭问题，所以在灌区更受重视的是发展灌溉。

　　20世纪50年代，河套灌区多年的分段堵水灌溉使乌加河不断淤高，退水能力减弱，地下水位升高。1958年，河套地区种起了水稻，更让地下水位直线上升。

　　此后，“有灌无排”一直制约着河套农业的发展，到总干渠开挖时也是这样。但那时人口规模不大、荒地又多，退水常常被排在荒地里，自然排盐，所以排水矛盾和盐碱问题并不十分突出。总干渠挖通后，由于灌溉更加便利，河套灌区人口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荒地被开垦成耕地，灌溉面积迅速扩大，农田退水的出路便成了大问题。

　　河套农民有“大水漫灌”的习惯。河套农民多是移民，他们带来了各地的农田耕作技术、养殖技术、文化风俗等，促进了河套的繁荣发展。但这些移民原来生活的地方多缺水，他们来到水量丰沛的河套，感觉水多得用不完。“水从门前过，不淌意不过”，用水也就无节制。这样一来，排不出去的水就更多了，盐分大量沉积在灌区内。

　　得天独厚的便利引水条件使得河套灌区人口在不断增加，耕地在不断增加，用水量也在不断增加。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有水利就有水害。人们年复一年毫无节制地“大水漫灌”，慢慢地，河套灌区患上了“水臌病”。

　　臌病是中医对各种胸腔积液、腹水、水肿等疾病的总称，因胸部、腹部肿胀而命名。臌病分为气臌、血臌、水臌，是气、血、水淤积胸内、腹内，不能通过身体排泄功能而排出，以致胸腹部日益胀大所致。河套灌区的“臌病”是因灌溉余水排泄不出而形成的。

　　“水臌病”加剧盐碱化。河套灌区一些曾经肥沃的土地慢慢地变成了盐碱滩，粮食产量逐年下降。特别是灌区下游、乌梁素海周围地区及乌加河两岸，盐碱化更加严重。

　　1958年，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利设计院对总排干沟进行技术设计。为了解决排水问题，20世纪50年代末就开挖了排干沟。可是那时候挖的排干沟规模小，达不到排水要求，用着用着就被黄河水的泥沙再次淤堵了。

　　1965年，原巴彦淖尔盟集中了2万民工开挖总排干沟，连续挖了两年。但由于当时受各种条件的制约，总排干沟的前期工程标准低、规模小，开挖的宽度、深度及排水量满足不了排水要求，河套灌区此时仍然是“有灌无排”。

　　到1975年，河套灌区灌溉面积已经发展到570万亩，被中央确定为国家12个商品粮基地之一。然而，好多人不知道的是，这其中310万亩有不同程度的盐碱化。“一亩种成七分半，镶边秃子真难看”，这是人们当时对盐碱地状况的形象描述。

　　当时的巴彦淖尔群众生产生活是个什么情况呢？农业生产产量甚至连1956年的水平都达不到，许多生产队人缺口粮、牲畜缺草料、土地缺籽种，群众生活很困难；好多地方粮食不能自给，60%～70%的生产队在吃国家的返销粮。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