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开水了。我天天守着这么大的一壶开水，却不敢随便喝，因为怕去厕所耽误买卖。厕所很远，在对面金龙饭店后大院的东南角，去一趟至少要二十分钟。别看坐在车里没什么买卖，往往我从厕所回来时，就听旁边卖水果的说：刚刚来了个买东西的，人家敲了半天窗，后来等不及走了。这样的事情多发生几次，我就更不敢喝水了。在广场摆小车的那些年，我养成了干着的习惯，至今我的身体都习惯缺水。
记得某个上午，一位文友来给我送书，他敲开车门一看，我正抱着水壶缩在大皮袄里。我当时还能做出一点点坦然的，而他，瞬间形成的惊讶留在脸上，一直到离开都没有更新。
后来饭店严禁外边的买卖人来打开水了，我只好在小车的顶部安了一个150瓦的灯泡借以取暖。为了让全身都能摄取到一点温度，我把它挂在离脑袋最近的地方。但仍然是头顶特别热，腿脚特别冷。记得我曾摸着自己发烫的头皮，心想就这样的烤，我是否会脱光了头发？还有，在这样的强光下看书写字，很伤眼睛。但如果把灯挂得稍高一点，冷风便会马上钻进衣领，令我很难捱过那一小段一小段的时光。
小铁车虽然很小，但占住这个位置也很难，它无数次地被取缔，又无数次地设法摆上来。凡是大检查期间，我都把小车拉进儿子的冷饮摊儿里去躲，这样虽然暂时没有买卖做，但留得青山很重要，只要不被彻底取缔，就有柴烧。
现在流行“达人”的说法，似乎某个人站在某个点上，只要从这个点上的人群中胜出，就是达人。那么，我是否也可以张扬一下，说自己是小铁车达人呢？
（二）不一定非要做冤家
从菜市场把买卖转到广场以后，大约有五六年的时间，儿子们做出租自行车的生意，我在他们靠边的地方，摆烟酒小车。
后来，由于各条街道的买卖摊子被逐步取缔，大面积的露天摊点基本上就剩下广场这块地方了，所以，凡是经济条件达不到租门店的买卖人，就设法挤到广场里来了。这是商机。广场管理所大面积地划出地片来安排冷饮摊位。因为这个生意比较干净整洁、不影响市容更不影响广场的形象。
管理所在我儿子自行车摊儿的后边，安排了一长溜冷饮摊位，打头的摊主是个不到四十岁的蒙古族女子，名叫莎琳娜 。
何种生意都要靠门面招徕顾客，管理所安排的这一长溜冷饮摊子，门脸一律朝南边的永安街开。莎琳娜这个冷饮摊位，南边靠永安路有二十多米长的门面，而西边靠胜利路那三米长的一条边，是我儿子的自行车和我小铁车的摊位。这状况在莎琳娜看来，就是我儿子的摊位把她西边的门面堵死了。
莎琳娜让我儿子把自行车推走：“你堵在我面前，我怎么做生意？”“冷饮做的都是面朝南的买卖，我的自行车面朝西。怎么就堵死你了？我在这儿都做了六年了。”“你几年是你的事，现在是我买了这个摊位，我选这个拐角，就是为了两边都能进人。”“你不说理了吧，你看这一溜冷饮摊子，谁家是两边都能进人的？”“我买的就是最好的位置嘛。我不跟你说了，明天你要是还不离开，我就找人把你的自行车都推走。”
莎琳娜跟我儿子说完，又来找我说话，但她却温和了许多：“大姐，你明天把小车拉走吧，你堵在这里，我怎么做生意呀？”“我一直都在这儿摆的，往哪儿拉呀？”“哪儿都行，只要不堵着我。”
第二天我没把车拉走，因为我没地方可拉。儿子的自行车也仍然摆在原处。
时间大约在上午十点多吧，突然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呼啦啦地跑来了十几个小年轻，他们没用二十分钟的时间，就把我的小车和儿子的自行车全部都弄到广场中间的空地上了。
我们母子几个大眼瞪小眼，去找管理所的所长说理吧。所长说：我早就给莎琳娜交代清楚了，自行车和小铁车是原先就固定了的，现在不可能取消。我们说：可现在人家已经把我们取消了，我们的摊位不存在了。所长惊讶地睁大了眼睛：你们闹起来了？没有，我们什么话都没说，就来找你了。
所长沉吟：你们不能坐在一起商量着看怎么办吗？
我们说：现在还能商量吗？
所长派出一名管理人员，去跟莎琳娜谈。
不谈。我花了好几千块钱买这个顶头的摊位，图的就是两边都靠路、都能招呼顾客。你们要是事先告诉我，说西边是被堵死的，我还不买呢。
管理人员说：不讲道理了吧，你亲自看好的位置，当时，这里就有自行车摊点的嘛。
我以为他们是临时摊点，我来了他们就会走。冷饮搞的是夏天和秋天，冬天我走了，他们再摆不行？反正我是不让他们堵。莎琳娜说。
所里处理不了这事，就上报给城建局了。
城建局的人处理事情很干脆，他们按照管理所和莎琳娜签订的协议，用盒尺准确地丈量了摊位的大小、边角距离，而后用白漆划定了界限。并告诫我们双方：各占各的位置，任何人不许越过界限去干涉对方，否则管理所有权解除协议。
事情解决了，但我们仍不能和平共处。
香烟是我这个小车的经济命脉，我有百分之八十的收入靠卖烟。但我无法跟她交涉，只能对着干。我在小车窗外放了一个木头架子，也卖饮料，因为饮料是她的经济命脉之一。
其实，买卖人有一个共同的无奈，或者说得更直接些是贪财。不管眼下正在发生着什么事情，只要有顾客来买东西，我们都会先去把买卖做了，返回头来再说事情。
